彭德怀传学不学，怎样学

学不学，怎样学

　　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彭德怀在后一个问题上，直到1959年他被免职的时候，也没有真正使全军统一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上要“一边倒”。1950年2月，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各个业务系统都聘请了苏联顾问，因之学不学苏联经验，尊重不尊重苏联顾问，就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问题。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由于当时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他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一年以后，1954年1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二、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四、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在强调这个方面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他说：“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按：指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处理的事务中，就有不少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下边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便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对顾问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对于当时按照顾问意见构筑的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批海岸炮，是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从苏联进口的几十个连的火炮，按顾问的设计构筑了阵地。彭德怀在报告里说：“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公分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公尺，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土，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这些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

　　彭德怀对待顾问提供的建议和经验，绝不盲目采纳，绝不机械照搬。但是在有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和做法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对于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一例。1953年上半年，他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主张“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十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50年代，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的主张，是遭受多数干部反对的，特别遭到政治工作干部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曾找过不少干部交换意见，最后他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在同年10月准备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时，提出军队必须实行的是“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在报告中曾列为专题详细阐述。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一长制”的思想，甚至还作过不止一次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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