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后方的振奋

后方的振奋

　　华北敌后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群情欢跃，延安街头到处贴着祝捷标语。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万人大会，纪念“九·一八”9周年和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将士，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大会。

　　1940年9月10日，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抗战阵营中存在的对日妥协危险倾向后说：“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同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要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要求“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百团兵力包括相当一部分地方武装，经过第一期破袭战，需要休整与补充，无力扩大作战；在华中和山东方面，亦不具备发动大战役的条件，延安的这一指示未能实现。这时，日军大批援兵已由东西两端进入正太路地区，在正太路扩大战果亦不可能。彭德怀、左权决定转入第二阶段作战，于9月16日命令各部，在继续破袭交通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

　　根据总部的命令，从9月20日起，晋察冀军区在晋冀边发起了沫（源）灵（丘）战役，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发起了榆（社）辽（县）战役，一二〇师在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发起第二次破击战役，冀中军区发起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冀南军区发起德石路、邯济路破袭战役。

　　第二阶段战役发起时，敌正调集兵力向八路军各出击兵团实行反击作战，在八路军再次发起广泛突袭的情况下，敌军顾此失彼，被八路军拔除的据点达2000余个，一二九师在第二次战役中攻克了榆社县城。日军第一军派赴阳泉前线的参谋朝枝回忆说：“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在八路军胜利的影响下，“伪军伪组织动摇加剧，纷纷派人来与我们接头”。“使平、津、太原、石家庄等大城市人民大为兴奋，影响伪币大跌价”，为1941年后开展敌占区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的秋季，八路军在华北出击，正值敌机170架狂炸陪都重庆，市区大火。迁都之说，妥协之议，甚嚣尘上。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桐工作计划”也正加紧进行。

　　大后方在悲观空气的弥漫中，突然听到八路军在华北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顿时反响强烈，气氛为之一变。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新蜀报》9月2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

　　远在边陲的《新疆日报》社论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 “粉碎了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

　　同日，中共重庆办事处给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特点的报告中写道：“敌将进攻重庆、云南，尤其是宜昌失败教训及当局缺乏守住重庆的信心，人心惶惶然发生悲观与愤激两种情绪，而妥协之要求和危险，在敌寇诱降、亲日派的直接影响之下，使时局更加严重。不过妥协条件一时断难有成。目前令人兴奋的，则为华北的百团大战……”

　　弹了一年多反共调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欢迎。9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头条刊载了蒋介石的嘉勉电，以突出国共团结抗日的气氛。电文如下：

　　“朱副长官（第二战区）、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但蒋介石的嘉勉不过是迫于舆论，实际他是不高兴的。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重庆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正式抄发了蒋介石的一份密令：

　　“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即饬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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