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力排众议渡赣江

力排众议渡赣江(1)

　　1930年9月下旬，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带着中共中央9月会议前关于攻占长沙的指示，仍要红一方面军再夺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中央这一指示在一方面军中引起了争论。9月28日，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袁州开会，毛泽东认为，军阀混战即要停止，蒋介石必定会集中兵力向红军发动进攻，主张按总前委原议打吉安，扩大农村根据地。但少数干部力主进攻南昌。经毛泽东说服，会议决定仍先打吉安。就连为传达中央打长沙、南昌指示而来的代表周以栗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有的人不过是同意先攻下吉安，然后再说。因而在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上，并未能真正取得统一认识。

　　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红军占领了吉安，又连克新余、峡江、吉水等城、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很好。这时，少数干部又急于北进打南昌、九江，于是，是否按中共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动，又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10月17日，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开会仍未取得一致认识。

　　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进行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宣告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大军如赣，向江西苏区扑来。在形势急剧变化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下旬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罗坊会议）。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出席了会议。

　　会议正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方针时，入赣敌人逼近分宜、临江一线，摆开了向红军进攻的阵势。毛泽东根据敌情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将红军主力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引诱敌人到根据地里，“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计划。但红三军团的干部多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

　　从长沙撤出后，彭德怀深感打大城市的作法行不通，因而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多系三军团的干部，当时，彭德怀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①。”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和滕代远回到三军团，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贯彻方面军总前委作战方针，准备过赣江。会上部分干部仍不肯东渡，力主一、三军团夹江而阵，认为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又可分兵湘赣、湘鄂赣、湘东南进行游击战争。甚至提出一、三军团分家的意见。红三军团的干部为什么在渡江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彭德怀认为其原因在于红三军团的五军、八军多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的农民，有地方观念，不愿远离家乡渡江作战；他们还担心过江后，把在湘赣两江之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掉。针对这些思想，彭德怀向指战员耐心说明，三军团过江后，湘赣、湘鄂赣仍有武装部队坚持斗争，根据地不但不会丢掉，还会得到发展和巩固。大家听到三军团过江后各地仍有红军坚持斗争，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几天后，周以栗来红三军团司令部开干部会，进一步动员渡江。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人外出筹备船只，回来会议还没有结束。彭德怀进屋，只听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非要过江？我们有意见，就说是地方主义。”他一说，会议气氛又立刻紧张起来。彭德怀向前一站，果断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杜中美等人见军团长态度如此坚定不移，便放弃了夹江而阵的主张，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三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这个问题，说：“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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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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