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43)

一四三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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