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41)

一四一

　　无论是基地的各种设施，还是试验设备，都比6年前强多了。更令聂荣臻感到满意的是，关于基地只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大体上是落实的。处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大多来自北京，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得失。再看看基地工作人员，从司令员到士兵，其中包括一大批在基地长期工作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也都很好。工作井然有序，钉是钉，铆是铆，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这是一支多么好的科学技术队伍啊！”

　　聂荣臻感慨而又激动地说。尽管如此，他每到一处还是反复强调，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工作，即便是正面教育，也是如此。大家要团结一心，照章办事，尤其是试验中的检验制度，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这是过硬的东西。

　　这些，也是基地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人们对聂荣臻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核导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来到核试验基地，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到处是一片宁静。几个月来，一直被混乱所困扰的聂荣臻，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中国，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安静的了。

　　他兴奋地对基地领导说：你们艰苦创业，精神可嘉。今后，要有安家思想，争取逐步做到3年后人均有两亩耕地两亩林，这样才能在戈壁滩上扎下根。

　　过去，聂荣臻没有到过新疆，他便借此机会来到新疆各地参观视察。这里与处于创业阶段的基地场区不同，金秋的新疆，到处瓜果飘香，各族人民富有诗情画意的民风习俗和热情奔放的舞蹈歌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每到一地，从各级领导人的汇报中，从群众困惑的眼神中，从街上到处可见的大字报和各种政治标语中，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之风已经吹到了地处边陲的新疆自治区。特别是在听了关于新疆建设兵团两派组织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汇报后，预感到这股风暴迟早也会吹到两个试验基地。聂荣臻怀着忧虑多于喜悦的心情，于11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此刻，北京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到处昼夜不停地喊叫，比他20多天前离开时闹得更凶，科学口各单位的领导人和科学家纷纷告急。聂荣臻又不安起来。11月30日，他在军委常委会上汇报说，现在一些搞“两弹”的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甚至有的被群众组织隔离软禁，使他们无法致力于研究工作，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是肯定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的，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科学家。会议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并作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在大动乱的那些日子里，聂荣臻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竭尽全力地设法保护中国的科技人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聂荣臻两次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还特别叮嘱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卫戍区加强了警卫。这一切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严厉地批评了傅崇碧。他们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抓专家。聂荣臻闻讯后，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专家，被请到七机部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派了一个连在楼下站岗，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担任警卫。其它一些科研机构也都加强了警戒。不久，这事被江青知道了。她大发脾气，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了，傅崇碧立即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与此同时，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恩来当即命令傅崇碧出动了20多辆汽车、摩托车和100多名指战员，在一位副师长率领下，连夜追查资料。这一夜，聂荣臻每隔两个小时便给傅崇碧打一次电话询问情况。直到这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被全部追回后，他才放心，并亲自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66年12月下旬，聂荣臻再次飞临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主持中国首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和氢弹原理试验。虽然试验均获成功，但这次来，两个基地的状况与两个月前可就大不一样了。基地的干部战士，目光中流露出的是冷漠和迷惘。聂荣臻心头不禁一怔，这里也开始变了。

　　1967年6月，他第三次来到核试验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这次试验仍获得了成功。但他一下飞机，从欢迎人群的表情动作中，明显地感到人们已经分成了两派。他们分别排成两行欢迎聂荣臻，队伍中不时响起闹派性的口号声。氢弹试验成功后离开基地时，聂荣臻站在飞机舷梯旁，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从此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到过基地。

　　这段深富哲理的话语，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诚挚希望。1967年，这场人为的政治台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打倒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许多科研单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2月下旬，青海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由于当地一个国防工厂的群众组织直接卷入，危及到工厂的安全。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相继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如不立即制止，国防科研和生产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更多的科技人员要遭殃，许多贵重的科研设备将遭毁坏。任其乱下去，怎么得了！聂荣臻忧心如焚。3月11日，他让人起草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签名后上报给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报告中提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的各研究所，大多已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建议，由国防科委组织人员迅速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科研工作。3月21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聂荣臻在对军管人员讲话时明确指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轨道，以便撤出军管人员。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建成18到20个研究院，以开展国防科研工作。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9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将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科研单位组成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其中包括导弹、人造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以及新材料、光学等研究院。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聂荣臻实在是太爱科学事业了，尽管他身处逆境，不断受到造反派的批判、炮轰，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科学技术专家们着想。

　　然而聂荣臻的这番苦心，在林彪、江青等横行的日子里，竟被指责为“大科研主义”，“想用科研来压革命，来保护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把一大堆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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