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27)

一二七

　　另一方面，对此同样也是不依赖、不幻想。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卡我们，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的条件下，聂荣臻提出必须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把突破“两弹”的希望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与苏联撤走专家的同时，“两弹”研制又出现了另一个重大困难。60年代初，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甚至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聂荣臻忧心忡忡。

　　他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亲自到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粮食，紧急运往西北大漠深处的基地，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聂荣臻有一次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说：你们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疏散到别地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低下头轻声回答：“有。”聂荣臻说：“你知道莫塞莱①这个名字吗？”然后叹息地说：“他是位年仅28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深感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

　　①莫塞莱（1887—1915），英国物理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13年，他用不同材料制成的X射线管，测得一系列的X射线光谱，使元素周期表比按原子量排列的更加完美，对周期律和光谱分析法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聂荣臻如此关怀知识分子，李福泽深受感动。他回到基地，把已经疏散走了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

　　苏联人撤走了，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所以，中国国防尖端项目坚持进行下去的方针一经确定，导弹研究院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上到下都进入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工作状态。

　　在北京郊区导弹研究院和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办公楼、图书馆、资料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科技人员在这里翻阅资料，讨论方案，苦心研究，精心设计。被激励起来的工作热情极为高涨，这是民族的热血在涌动。可他们，是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忍饥挨饿情况下工作的。

　　国防科委的干部，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正在协和医院住院的聂荣臻。他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住院已经快一个星期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深深地感叹：

　　“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呀！”这天晚上，聂荣臻穿着病号服走来走去，对这件事想了很久。

　　第二天，他一早就把秘书找来。秘书来时，聂荣臻还穿着睡衣。他坐在沙发上对秘书说：“昨天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

　　秘书走后，聂荣臻仍在想，现在科技人员每天进行这样超长时间的工作，身体的消耗是极大的。只强调休息，一般地讲讲改善生活，还不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是要垮的。可现在，正是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都只是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当时，肉、蛋、黄豆一类副食品极为紧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去买。在这种情况下，拿什么给科技人员呢？

　　最后，他接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他对周总理说了导弹研究院、核武器研究所的情况后，请示说：总理，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点捐，让他们支援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些问题。周总理认为这个办法好，很支持。这样，从聂荣臻办公室打到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和海军的电话，都传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学技术人员生活清苦，任务繁重，需要各大单位援助一些副食品。

　　“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了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就在聂荣臻向各单位发出呼吁的不几天，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到协和医院看望聂荣臻。聂荣臻专门对郑维山说了“募捐”的事，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郑维山的回答也很干脆，“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

　　“募捐”所以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至少有两个主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各大单位对研制国防尖端武器的极大热心；二是，聂荣臻在解放军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部队拿出他们自己也同样需要的东西时，是那样的慷慨。

　　陈毅元帅也来看望聂荣臻。听说此事，他对聂荣臻说：“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他满腔热忱地对聂荣臻讲：“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募捐”的东西搞来了，如何分配呢？

　　聂荣臻对科委的领导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他特别说明，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交待任务时，聂荣臻是极其严肃的。也许他意识到自己过于严厉，又笑了笑，加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耐得清贫的，他们不会有超出一般人生活水平的非份要求，何况国家面临这样困难的时候，连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宣布自己不吃肉，以表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都只吃寄宿学校的普通伙食，回到家里也就是多吃几块红薯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在各科研单位，分发这些东西的场面，气氛令人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五院一个技术人员说：“我们国家这样困难，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军委太关心我们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很讲报答知遇之恩，所有的人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

　　东西分完了，聂荣臻真的检查了。他要安东去五院检查，五院政委刘有光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分了半两，开除我的党籍！”

　　1961年1月，聂荣臻在听取刘杰（1960年9月，接替宋任穷任二机部部长）汇报时，提出二机部同样要大抓生活，说这是个大问题。他要刘杰告诉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要兰州军区力所能及地调拨一批副食品和粮食支援二机部西北核工业基地人员的生活。

　　正当“两弹”研制克服重重困难，力争加速进程的时候，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却出现了“两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其背景是1961年夏天，中央鉴于“大跃进”等“左”的思潮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此，要各条战线制订出一些条条来，同时酝酿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存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聂荣臻是力主继续研制“两弹”的，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上马，还是下马，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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