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148)

一四八

　　从大跃进以来，我们已经逐渐感觉到在科研单位中同样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科学家们对此反应强烈。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白专”，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冲击，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都阻碍着科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很明显，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工作，是顺利进行科研攻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所以，从一九六〇年冬天起，我们就开始搞调查研究。最初是摸了导弹研究院，接着又摸了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先是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经批准，用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又在上海开专家座谈会，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这种会议叫做“神仙会”，意思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对科研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能象神仙聚会一样，轻松自然地漫谈。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在北京开了会，内容和上海会议差不多，主要是请科学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谈谈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时，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下了工夫，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想弄清楚到底我们在政策上有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怎样才能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作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会议和深入调查，发现我们在这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过去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同志甚至连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都不明确。科研人员的心情不够舒畅，他们是有意见、有看法的。

　　为了搞出一个科学工作上的条条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几个研究所抓了座谈试点工作，进行深人的调查研究，并且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搞出了这个“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初稿提出来以后，我们又在北京、东北两个地区开党员所长会议，扩大党内科学家与会，共同进行讨论修改。并在一些部属的研究单位，象钢铁研究院、地质研究院、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若干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讨论和试点。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科学十四条”也就比较成熟了。最后由我签署，上报中央。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我的报告。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会议，但政治局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

　　在会上，我先将“科学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作了说明。接着张劲夫同志简要地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国科学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同志，他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所提问题和情况带有普遍性。不仅科学研究中是这样，文教、高等院校里边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如此，我建议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少奇同志插话说，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工业方面，在技术政策上自由争论没有了，技术责任制也松弛了。工厂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些工厂实质上形成了书记责任制了。我看这个文件应发到工厂。

　　接着发言的是邓小平同志，他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让我看，二十四小时都有事情做，怎么能够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作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

　　周恩来同志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彭真同志在讨论中提出，要提倡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好处。彭真同志还对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提出了批评。他说，我看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所就不排这样的队。

　　刘少奇同志还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正确的当然不纠，有偏就纠，无偏不纠。

　　被小平同志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后来又送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来简单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这一条特别说明，当时我们正处在科研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须提高研究工作质量，提高科研干部的水平。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要求在当时的基础上，经必要调整以后，做到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摆脱大跃进后以上五个方面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一节主要是重申了应用科学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能偏废。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这一节主要强调科研工作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既力争先进，又留有余地，订计划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使科学家在大计划下有小自由。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后来人们简称为“三放三严”精神。这一条强调科研工作既要解放思想，勇于革新、攀高峰，又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三严”精神搞科研。同时要贯彻“文明生产”精神，科研工作环境要保持秩序安静，讲究清洁卫生。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这一条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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