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130)

一三〇

　　制定各种条令条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从一九五〇年起，总参谋部开始抓这件工作，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很不完备，但建国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在当时，还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对迫切需要的海、空军训练教材，也进行了摸索编写。一九五〇年，我们又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并于一九五一年颁布了这三个条令的草案，在全军试行。接着我们与总政配合，拟定了《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经中央批准，于一九五五年实施。这些条令、条例的陆续制定和实施，对我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建国初期，我们还抓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建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的军事院校；二是在全军进行文化教育，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文化水平。这是两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建国以后，我们很快就组织人力，建立了七所航空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后来，防空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也都相继建立起来。由于我们在整编过程中还要逐渐组建许多兵种，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而这些人才却极感缺乏。所以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我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建议再设立一批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学校，以培养我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兵种干部。各军区举办步兵学校或高级步兵学校，以培养初级和中级军政干部。在南京成立军事学院（由刘伯承同志亲自主持）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培养我军高级和中级军政干部。这些院校由军委统一规定教育内容和计划。它们陆续建立后，培养出了大批干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当时还面临着军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问题，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必须尽快设法解决。我们的干部战士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是革命事业的骨干。在新的建军任务面前，他们除了应该继续总结战争经验，提高军事、政治水平而外，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此，我们从一九五〇年起，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成百万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到一九五三年的三年间，在部队中就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和半文盲，普遍达到了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加上解放后逐步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使我军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为我们逐渐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作出了一个好的开端。

　　为了帮助国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我们组织军队参加了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参加生产劳动，是我军历来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开荒生产，自力更生，使我们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解放以后，我们坚持了这个传统，除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以外，都抽出时间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以改善部队生活，增加社会财富，帮助国家建设。

　　一九五〇年七月，我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时汇报了全军在劳动生产上取得的巨大成绩。

　　当时西北野战军一部在新疆已开垦土地六十六万余亩，完成了一批水库和其他水利工程，可以灌溉农田一百二十多万亩。另外在陕西开垦土地四十五万亩，宁夏十二万亩，青海四万余亩。这些数字是很可观的。驻甘肃的部队参加了山丹、古浪、临泽、武威等处的水利建设工程，并担任修建陇海铁路天水到宝鸡段及天水到兰州段工程。东北的驻军已垦修了旱涝保收田六十五万亩。华北驻军垦修旱涝保收田二十一万亩，组织了几十个农场，并且参加了永定河、滹沱河、海河等二十三条河流的挖河、修堤、开渠、筑坝等工程。

　　华东、中南、西南的部队因土地少，开荒不很多，但种菜、养猪很普遍。部队参加生产的另一个重大行动是，一九五二年一月，我们建议抽调二十几个师约二十八万人集体转业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毛泽东同志很快批示：“这个计划很好。……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几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他要我们即刻筹办。我军广大指战员，南征北战，战争刚刚结束，就置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于不顾，立即投入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度过经济难关，流下了大量汗水。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们感动不已。

　　解放初期，蒋介石经常派空军来大陆骚扰轰炸。尤其上海成了轰炸重点。天津等沿海城市，也受到了威胁。我曾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同志，建议请苏联帮助解决防空问题。毛泽东同志同苏方商妥后，苏联很快派来一个空军师进驻上海，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了敌机一架。此后，蒋介石空军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由于我们缺少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经验，当时曾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苏联顾问大批来华，是一九四九年秋天少奇同志访苏回来之后的事情。少奇同志回来，谈了见到斯大林的一些情形。他说，斯大林也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他认为我们条件不成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足以同蒋介石对抗，担心我们同蒋介石间翻以后，原来在抗日战争中积蓄起来的一些力量也要赔进去。

　　到了我们打三大战役的时候，他还在怕。我们说，在辽沈战役中俘虏了几十万敌人，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又各俘虏了几十万敌人，他还是不信。他认为世界上除了苏联红军，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一个战役中俘虏几十万敌人是不可能的。后来斯大林派了个医生来，想了解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这说明苏联对我们的力量当时仍然是估计不足的。当他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曾向我们党表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

　　苏联顾问来了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安排、配备。哪些军种、兵种需要设顾问，哪些地方需要设顾问团，以及顾问设置的多少和职级别等，都作了研究和安排。

　　当时来华的苏联顾问，对我们的态度是热情友好的，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出了一些好的主意，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工作上，许多苏联顾问不知道中国军队的传统和实际情况。在作战问题上，尤其是后来的抗美援朝，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来过问一下，我们把情况告诉他，他就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我们就不是这种作风，即使毛泽东同志那里有什么指示，有什么命令，也不是死巴巴地，总是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样。可是苏联顾问不同。

　　有些指示、命令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拿来以后，苏联顾问就说：“这象命令吗？”感到很奇怪，不理解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对下面的事情从来不规定得很死，作战呀，部署呀，战役战术上的组织，等等都是如此。因为他要给下边以机动，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作风。他经常给我们讲，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所以一般底下来的东西，他都没有多大的修改。苏联顾问不懂得我们的做法，有时候我对顾问说：“你们有飞机，有坦克，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怎么打呀？”所以，有时候意见不那么一致。

　　在训练上也是他们那一套，强调正规，规模大得很，需要好多个操场，每个师都要好大一片土地。我说：“我们只有那么多耕地，不能占农民更多的土地了，这个行不通。”毛泽东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中国军队怎么组成的，装备怎么样，训练应该怎么抓，打仗应该怎么打，苏联顾问基本不了解。当然，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学的就是那一套。有时候顾问还告我的状，一次告到刘少奇同志那里，一次告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那里。

　　那时苏联大使罗申，和他们一起来告我的状。我就说：“我没办法呀，要买武器，买坦克，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现在训练可以用缴获的坦克嘛，不一定要买好多坦克来训练。把干部训练好了，将来再买些武器装备也不迟。”他们总是要我们买他的武器。我说：“要不要钱呀？如果不要钱的话，我可以要，要钱的话，我们买不起，没那么多钱。”

　　通过与苏联顾问的接触，我深感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学习外国的经验，在军事上也一样，绝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情况变了，装备变了，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不能丢，要加以继承、研究和改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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