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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对我没有别的文章可做,就在会后别有用心地补发了一份会议简报,这份简报上登有江青的发言。她竟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我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江青发言的大意是: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我听陈毅同志说的时候,心里就很坦然,付之一笑。我对陈毅同志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看了那份简报,我觉得江青这个人真阴险毒辣,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一手。好在毛泽东同志最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也就没有理睬她。 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初。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五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反复地思考,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我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同志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这个案子查清楚了。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同志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死刑。案件报到我这里,我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这就是敌机轰炸城南庄事件的始末。真没想到多年前的这件旧事,倒成了江青陷害我的材料,然而也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 §在整个的棋盘上 解放战争到了一九四八年,敌我军事力量的消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分区防御”也防御不成了,只好搞“重点防御”。 一九四七年,我各大区野战军,接连取得许多重大胜利,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相继转入战略反攻。在华北战场上,自清风店、石家庄两个战役全胜之后,敌人的实力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形势对他们也越来越不利。蒋介石妄图扭转战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撤掉了孙连仲的指挥职务,要傅作义统揽华北五省军事指挥大权,把挽救华北颓势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傅作义确也费了心思,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一些地方团队编组起来担任守备,尽一切可能把主力抽出来集中作战;把他在绥远的主力东调集结在北平附近;然后把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部队编组为平绥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等三个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处处猖集一团,以防被我消灭。 尽管如此,他要想扭转战局已是无济于事了。就在他上台还不到两个月,即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仗,郑维山、胡耀邦同志指挥的第三纵队,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同志指挥的第一纵队配合下,给了他的“王牌”第三十五军沉重一击,歼灭了它的新编第三十二师,打垮了第一〇一师,共七千多人,敌中将军长鲁英麐被迫自杀,少将参谋长田世举、新编三十二师少将师长李铭鼎等多名高级军官被我击毙。这无异是给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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