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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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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没打下之前,从心理上来讲,元氏的敌人有个“靠山”,我军攻克了石家庄,它再顽强也就有限了。我们在打元氏的时候,由于城墙过于坚固,没有采取强攻,而是在打下城郊之后,采用坑道作业内部装药爆破的办法,于十二月十三日,一举突破,全歼守敌。徐德操同志指挥的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在南门一条坑道装药七千公斤,引爆后,把敌人南门上的迫击炮都炸飞到北门去了。 我军攻克了石家庄,党中央来电祝贺,朱德同志也来了贺电,称誉解放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这是对我区指战员的巨大鼓舞。在我看,这一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摘下了一颗成熟的果子。果子没有成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搞不下来,还要吃亏。解放战争初期的攻打大同,以及在这之前的围攻归绥、包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果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 但是,这并不是说,果子成熟了,不费力气,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摘得下来。当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如何以劣势装备攻克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并不是没有困难的。那时候,我军既无飞机、坦克,连山炮、野炮也是不多的。在敌人坚城之下,如何突破,确是个问题。朱德同志在战前号召部队要“勇敢加技术”,这是很大的启示。战前除了摸清敌人的防御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准备工作以外,就是根据敌人的工事特点、火力配置、地形状况,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大搞军事民主,并结合以往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为接敌的主要手段;以爆破、火力与突击相结合作为突破的主要手段。 这些战斗技术的发挥,在这次战役中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是成功的。例如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就发挥了很大作用。石家庄的四外全是平原,很难接近。但是,由于我军运用了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一夜之间就到了敌人的跟前。土工作业的顺序是由前而后,由点到线,先前后再左右,先建立射击阵地,再构筑交通壕,并有重点地加以掩盖,使我军大批人马在接敌运动中,都在地面之下,避免了许多伤亡,敌人对此是非常惊恐的。我们的许多地堡、交通壕一直修到敌人的跟前,他们还没有察觉,一旦发现,已经是短兵相接,无可奈何。敌一个被俘的团长说,头天黄昏,看到阵地前几里路还是一片平原,第二天拂晓,你们的许多地堡已经到了我们跟前,遍地都是交通壕,我就知道不行了。可见,我们的这项措施,对敌人的精神威胁是很大的。 在打石家庄之前,我们把清风店战役中的一大批俘虏,大约有五百多人,放回了石家庄,起到了瓦解敌人的作用。在市街战斗中,有个小分队在向敌纵深分割时,利用抓到的俘虏喊话,迫使大批敌人放下武器,这对迅速解决战斗,减少我军伤亡,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军解放石家庄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平汉、正太、石德铁路的交叉点,是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就高度重视石家庄,不仅派驻重兵,而且连年加修工事,抢修石德铁路,成为必守之地。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也非常重视石家庄,它的第三军进驻以后,继续加修工事,一般不轻易出动,妄图长期固守。因为如果失去石家庄,就会割断他们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石家庄解放了,我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完全联成了一片,平津地区敌人失去了重要的一翼。石家庄这样的坚城被解放,也标志着我军的攻坚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这些,无疑对华北的战争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十章 党中央来到晋察冀 §毛泽东同志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城南庄。 来之前,我们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我们派人到五台去接。 大家都知道,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全局出发是不愿离开陕北的。许多同志的劝说都没有用,他不愿在敌人重兵压境之际,离开同甘共苦的陕北人民。同时,他表示,他与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以减轻敌人对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此后,他就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带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关,继续转战在陕北地区,而且,有意使蒋介石知道,他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战,连续大量歼灭敌人。直到陕北局面好转之后,毛泽东同志这才从容地离开了陕北。 看了这份电报,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兴奋的心情下,我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临行前,我找周荣鑫同志谈了话,交代了路上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当时军区新盖了三栋房子,我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那个小院里。我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比较大一点,最靠南,是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我把那两间房子腾出来,准备让毛泽东同志来住,我搬进了作战科的那栋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四月十一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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