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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会上,我们确定的具体部署是:以约六个旅的兵力攻打大同,打法上尽量将城外各点敌人分割歼灭,不使其退缩城内,以减少攻城阻力,并力争二十天内拿下大同。我军打大同后,估计南口方向的敌人三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也估计到傅作义部约四个师可能东犯,策应大同,所以又确定以五个旅(即晋绥军区的四个旅和二纵队第四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统一指挥,由晋绥和晋察冀军区部分负责同志组成了前线指挥部。

  为打大同,我区确定由杨成武、李志民同志率领三纵队第七旅、第八旅,李湘同志率领军区教导旅和炮兵团,还有冀晋军区一分区的两个团,晋绥军区一个旅另一个团完成攻打大同的任务。第四纵队第十旅由旅长邱蔚同志率领在攻下应县之后,也参加大同攻城作战。

  八月三日,我们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开完阳高联席会议,我就回到了张家口。

  早在七月三十一日,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就已经打响。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两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集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此时,前线指挥部经过考虑,认为一举攻克大同不易实现,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大力改造地形,攻占一点,巩固一点。

  后来,敌人的防线被我军突破了,但向纵深发展仍然困难。直到九月四日,大同城郊的据点,才被一个一个地啃下来,部队逼近到大同城下,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

  我军正要攻城的时候,蒋介石鉴于大同危急,签发了一道命令,把大同划给了第十二战区,归属傅作义管辖,促使傅作义为大同解围。蒋介石摸透了傅作义的心思,一纸命令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马上将第三十五军等三万多人马,由归绥倾巢东犯,以解大同之围。敌人兵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凉城;主攻是中路,傅作义集中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沿平绥线东进,攻占我卓资山后,向集宁前进。

  我军前线指挥部研究了这一情况,决定先行北上消灭傅作义援兵,尔后再攻取大同城。前线指挥部的判断认为,敌人可能沿铁路进犯集宁,或沿公路进犯丰镇,以解大同之围。

  为应付这两种可能的情况,我主力隐蔽在岱海滩附近和榆树湾地区机动,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留下三纵队和其他一些部队,由杨成武、李志民同志指挥,继续围攻大同城。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将正在五台地区休整的我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陈仿仁),调往集宁前线,并将第一纵队的两个旅,由平绥路东段紧急调往丰镇,作为这次战役的预备队。

  经过这样部署,从兵力上来说,我军在集宁地区占有明显优势,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歼灭来援之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致使敌人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九月七日从铁路北面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

  九月十日晚,敌我会战在集宁城下。

  塞外集宁的九月,已经相当冷了,夜间气温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我们的战士身穿单衣,不畏艰辛,从四面八方奔向集宁前线。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同志率领的第四旅和军区教导旅(临时组成的陈正湘纵队)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赶完了七十多里路程。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经过强行军,赶到了指定地点,立即投入了战斗。

  在集宁城下的会战中,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前述三个师。敌人一面阻止我军攻击,一面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企图拿下集宁,固守待援。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当时,他们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可是,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对前面的情况不明,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到了九月十二日下午,才再次向城下敌人进攻,而傅作义的主力第一〇一师已赶来增援。这时本应先歼灭即将被歼之敌,然后再打敌人的援兵,但不意我军前线指挥部却决定,掉转主力部队立即西进,要求先歼灭赶来增援的一〇一师。这个决定显然是极为错误的。当时各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执行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可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前进,去打一〇一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部队的互相协同、战场的通信联络等,都不清楚。这样指挥作战,怎么能够打好?结果不但打援计划没有实现,聚歼集宁城下残敌的战机也失去了。

  第二天拂晓,集宁城下的敌人乘我军主力西进打援之机,恢复了集宁城外的阵地,并策应一〇一师东进。各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敌人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又尾随一〇一师前来增援,更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这样,在集宁附近歼灭敌人已无可能,遂于九月十三日晚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不宜再攻,接着我军撤围大同。

  我军虽然在大同、集宁之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对部队也是个很好的锻炼,但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我们虽然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〇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〇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这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所以,集宁一战失利,大同随之撤围,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将引起连锁反应。

  §撤离张家口

  集宁一战失利,敌人进攻张家口,势在必行,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对于这种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张家口采取什么方针,党政机关的某些同志缺乏正确认识。当时在不利于我的情况下,究竟是应当坚守张家口,还是应当放弃张家口呢?从战争的全局出发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看,敌人要进攻张家口,我们是守不住的。更重要的是从战略上看,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有生力量的消长。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摆脱敌人东西夹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从容地作了撤离张家口的准备和部署。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我军主动撤围了大同。就在撤围大同的当天,对于张家口的弃守问题,我向中央军委作了请示报告,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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