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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敌后抗战虽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但根据地的建设不能只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根据地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实体。如果单纯地用军事观点去进行战争,那是很难取胜的,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只有军事斗争,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相配合,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同时,军事斗争也不能胜利。何况敌人对我们进行的“总力战”,也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攻。

  我们在晋察冀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就及时地加强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改造教育事业,进行文化宣传,等等,从各个方面为巩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就曾经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也是在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进行广泛的实践,为下一步的革命进程,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多方面的基础,积累丰富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根据地的建设具有未来新中国的雏型这样一种性质。

  第八、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万万不可发生偏差。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往往容易忽略经济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决不能放松与忽视。因为,生产建设和经济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边区军民的生活、根据地的巩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持久坚持。我们根据党中央在抗战期间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的农业政策,奖励私人生产,在边区内贸易自由的工商业政策,以及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政策,等等。发展壮大了边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保证了军需民用,使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不为敌所用,在经济战线上同样形成了抗日的乡村对敌占城镇的包围与封锁,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

  锄奸和肃反问题,我们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根据地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方针,避免了锄奸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反复教育干部,对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等各类坏人,进行坚决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无论政府和军队,都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随便杀人。对于汉奸和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由边区各级政府严格按照颁布的法令惩办,军队一定不要包办代替。由于我们所持的慎重态度,使边区在锄奸和肃反问题上没发生大的乱子,这对于加强抗日队伍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第九、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很多,其中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因此,它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游击战,就要针对这个弱点,掌握机动力量,展开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孤立它的“点”,阻止它通过“线”扩大为面。我们组织的地区队,就是为了对付敌人这种“点、线、面”的几何学运动,不断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或者在敌占区域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孤立敌人的“点”、“线”,以阻滞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如敌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使敌人不敢大胆深入活动。敌人的“点”、“线”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却可以穿来穿去。如果它进犯根据地,人少了,会被我们歼灭;兴师动众,就必须纠集若干据点的兵力,它的“点”就有失守的危险。

  敌人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根据地军民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根据地腹心区域,交通不便,携带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它的行动。这些,都为我们袭击它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敌人一旦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打击和失败。

  由于敌人必须依赖交通线而生存,因而造成了它的另一个弱点——当敌人占据了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就陷入孤立状态,无法存在,不败退即被消灭。这种弱点,就造成了我们进攻的机会,便于我们发动地方民兵武装,破坏其后方交通,切断其运输联络,使其得不到及时的补给,或是被迫放弃据点而逃窜,或是困守据点而被歼。

  经过实践证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除了在游击区、接敌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之外,在根据地内部必须掌握强有力的兵团作为机动力量,一旦敌军敢于孤军深入,即以优势兵力果敢地包围而歼灭之。晋察冀根据地打了不少这样的仗,这些仗足以震撼敌人,使敌人小股兵力不敢轻易进犯。而它要组织大的“扫荡”,又非经过长期准备不可。至于边缘区零星敌人的骚扰,有地区队对付他们也就够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根据地的稳定性。如果让敌人轻易进来,撑得我们到处跑,而它本身又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怎么谈得上根据地的巩固呢!

  在敌人对根据地大举“扫荡”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军事上争取主动权。在反“扫荡”初期要避免决战与避免被迫作战,部队适时地进行机动转移,采取“走就是防御”的方针。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我们打,是为了战胜敌人,敌人不好打,切不可使自己陷于被动,“走”就是为了尔后战胜它。要善于寻找敌人的空隙,善于在它的包围合击中穿来穿去。“走”出合击圈的时间要适当,过早过晚,都不行。“走”不是单纯的转移,必须把“走”和“打”结合起来。

  在转移中,应开展游击战争,阻滞敌人前进,缩小敌人的活动范围,不断疲惫与消耗敌人,以争取战术上的主动。俟敌回师归巢之时,主力即寻机投入战斗,抓住它的一路而歼灭之。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虽然总是来势汹汹,但是,由于我们在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每次都拖得敌人疲惫不堪,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侵略军除了大规模的“扫荡”外,对付我们的重要手段就是“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它以绵延的堡垒线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内部推进,使我根据地越缩越小。情况最严重的一九四二年,曾使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这时,我们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敌人把“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推至我根据地,我们则把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斗争方式,带至敌占区,去袭扰打击敌人,迫使它回师救援。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两年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收复了敌人占领的地方,使我们根据地重新恢复了旧观。实践证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这是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竭泽而渔”的有效战略。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种种办法,一着一着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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