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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这时的日军成分,已不同于侵华战争初期,许多士兵是强征来的,新兵比较多,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用日语向他们喊话,讲些道理,还是能起作用的,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死心塌地为侵略军卖命的只是少数,我们的活动,促使他们更加恐慌或转而向我们靠拢。正当我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十月上旬,恰逢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叫嚷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党,肃正思想”,等等。我们及时地提出对策,进一步增派小部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等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配合武装破袭,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把这些地区的敌伪秩序打乱。我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路王京车站,烧棉花二十多万斤。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把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全部捣毁。

  另外几支小分队,分别袭击了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一时间,各据点的日伪军日夜惶恐不安,统治秩序大乱,迫使敌人不得不从第一线抽调更多兵力,加强后方守备。十二月初,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工作队,又对平汉路西几乎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发动了一次袭击,所到之处,都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了保定,日军对保定戒严三天,紧闭城门,到处搜查。我军在几天之中就俘获了近六千名伪军和伪组织成员,使日伪统治在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敌人困守据点,不敢轻易外出,连已经通知的所谓“庆祝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活动,在大部分城镇被迫取消。

  所有这些,给了冈村宁茨当头一棒。在我武装工作队的打击下,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侵略军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就是拼凑一两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我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占领后,立即突击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可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我们经常乘敌立足未稳,给予袭扰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在北岳区,这期间,共收复和开辟了一千六百个村庄,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一九四一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冀中区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寨北会议后,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反“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攻心战”。从寨北会议到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四百多次,毙伤日军一千九百多名、伪军两千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我们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又深陷在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切,都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我对冀东考虑得更多一些。冀东地区处在华北敌人的深远后方,我们在那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必然会箝制敌人更多的兵力,对打破日军以北岳区为重点的“封锁”、“蚕食”计划,能起重要的配合作用。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在冀东应该更有进展。在具体实施上,冀东的党政军领导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方针。

  冀东地区自一九三八年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遭受挫折后,在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领导下,经过当地军民两年多的努力,武装斗争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一年夏季对冀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我军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接到军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冀东的同志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和开辟了一些地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联结北岳和冀东的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经过挺进“敌后之敌后”的行动,也逐渐扭转了严峻的形势,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

  在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边区参议员早在一九四〇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边区各地,其中包括部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代表。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共二百八十八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边区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边区建设的大计。

  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

  “我们屹立在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写这样两句话,并不单纯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代表们的情绪,它确确实实是五年多来,我们终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

  边区参议会共开了七天,由我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大会作报告,由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刘澜涛同志代表分局向大会提出了审议《双十纲领》的提案。然后,是全体参议员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来接着讨论边区政府的各种条例,但是因为敌情紧张,把选举提前了。选举结果是,成仿吾当选议长,于力当选副议长;宋劭文当选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当选边区政府副主任。我依旧连任边区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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