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98)

九八

　　这时的日军成分，已不同于侵华战争初期，许多士兵是强征来的，新兵比较多，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用日语向他们喊话，讲些道理，还是能起作用的，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死心塌地为侵略军卖命的只是少数，我们的活动，促使他们更加恐慌或转而向我们靠拢。正当我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十月上旬，恰逢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叫嚷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党，肃正思想”，等等。我们及时地提出对策，进一步增派小部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等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配合武装破袭，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把这些地区的敌伪秩序打乱。我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路王京车站，烧棉花二十多万斤。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把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全部捣毁。

　　另外几支小分队，分别袭击了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一时间，各据点的日伪军日夜惶恐不安，统治秩序大乱，迫使敌人不得不从第一线抽调更多兵力，加强后方守备。十二月初，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工作队，又对平汉路西几乎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发动了一次袭击，所到之处，都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了保定，日军对保定戒严三天，紧闭城门，到处搜查。我军在几天之中就俘获了近六千名伪军和伪组织成员，使日伪统治在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敌人困守据点，不敢轻易外出，连已经通知的所谓“庆祝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活动，在大部分城镇被迫取消。

　　所有这些，给了冈村宁茨当头一棒。在我武装工作队的打击下，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侵略军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就是拼凑一两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我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占领后，立即突击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可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我们经常乘敌立足未稳，给予袭扰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在北岳区，这期间，共收复和开辟了一千六百个村庄，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一九四一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冀中区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寨北会议后，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反“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攻心战”。从寨北会议到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四百多次，毙伤日军一千九百多名、伪军两千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我们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又深陷在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切，都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我对冀东考虑得更多一些。冀东地区处在华北敌人的深远后方，我们在那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必然会箝制敌人更多的兵力，对打破日军以北岳区为重点的“封锁”、“蚕食”计划，能起重要的配合作用。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在冀东应该更有进展。在具体实施上，冀东的党政军领导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方针。

　　冀东地区自一九三八年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遭受挫折后，在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领导下，经过当地军民两年多的努力，武装斗争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一年夏季对冀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我军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接到军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冀东的同志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和开辟了一些地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联结北岳和冀东的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经过挺进“敌后之敌后”的行动，也逐渐扭转了严峻的形势，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

　　在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边区参议员早在一九四〇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边区各地，其中包括部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代表。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共二百八十八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边区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边区建设的大计。

　　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

　　“我们屹立在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写这样两句话，并不单纯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代表们的情绪，它确确实实是五年多来，我们终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

　　边区参议会共开了七天，由我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大会作报告，由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刘澜涛同志代表分局向大会提出了审议《双十纲领》的提案。然后，是全体参议员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来接着讨论边区政府的各种条例，但是因为敌情紧张，把选举提前了。选举结果是，成仿吾当选议长，于力当选副议长；宋劭文当选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当选边区政府副主任。我依旧连任边区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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