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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盯着上层的几个开明绅士,要把基础扎根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之中。有了下层群众的优势基础,上层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巩固。没有下层基本群众,也就不可能有上层统一战线,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上层人物不是很多。“七七”事变后,有钱有势的人物多数跑掉了。五台那里的上层人物,都是阎锡山方面的,跟着阎锡山跑光了。阜平一带,几乎没有上层人物。我见到的大一点的地主,一个在完县,是清朝旧官吏的后代;一个在行唐秦家台,是个有点名气的绅士。完县的地主房院大得很,但人大部分跑了。

  晋察冀地区的农民群众,生活是相当苦的。从冀西山区的情况来看,在八路军未到之前,连山上各种树木的树叶子,贫苦农民都无权采来吃。因为,这些树木属地主、富农所有。要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态,使他们的吃穿住得到起码的解决。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抗日,同时又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我们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是“逐步”、“限制”和“削弱”,不是“一下子”“消灭”或“打倒”,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同志们理解,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

  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保持长久不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这是合乎民族利益和各阶层利益的,便于将各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削弱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生活,具体应该怎样来搞?我们起初的做法,是利用国民党提出和提过的一些口号,来实现我们党的主张。例如,“二五减租”,这是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我们党推动下提出的口号。后来国民党在内战时期,为对抗我革命根据地的土改又提出了这个口号。国民党提“二五减租”纯粹是骗人的,它从来没实行过,也从来不想实行。我们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在边区真正实行起来,国民党政府也没什么话好说。他自己提出来的,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这样做。为了在边区实行“减租减息”,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做了许多工作。

  他翻阅了大量的材料,对“二五减租”应该如何计算,搞得很熟。为了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我们党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就提出过“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的口号。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地盘,也提出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有的同志对我说,应该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在边区贯彻执行。有钱的,无非是地主、富农,由他们出钱筹集抗日经费,无形中就减轻了贫农和中农的负担。这样做很好嘛,阎锡山也没什么可说的。经过研究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就在晋察冀各地响亮地重申了这个口号,起了很好的作用。

  统一战线不只是一个口号,这里面有许多实际的内容。国民党政府和阎锡山提出的那些口号,是根本不想兑现的,我们却认真地把它兑现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些地方有过消极的抵抗,但总的来讲,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没有搞“左”的过火行动,没有把他们推翻,地主、富农大多数不至于公开地反对我们,他们在抗战中还多少出了一些力,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到一九三八年,我们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后来又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人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它是合理的,公平的。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地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在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容易发生偏差的问题——锄奸问题,我们同样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政策。内战时期,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没有一个根据地不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的,随便仓促地捕人杀人,发生了不少错案,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这个教训,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晋察冀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不能随便杀人。人在,还好讲话,事情终归会弄清楚的。脑袋掉了,就接不上了。杀一个人,会惊动许多人,杀错了,非常容易脱离群众。对于捕杀汉奸的问题,我就再三向部队强调,部队不能随便杀人。汉奸嘛,可以抓,但是,一定要交给边区政府审判,由边区政府根据惩办条例和审判结果去处理。

  当然,也不是一个不杀。孟阁臣同敌人勾结,又掌握着一支人数不少的部队,不杀掉就要闹大乱子。所以,把他枪毙了。另外一些情况就不同了,有一回,军区保卫部把曲阳一个姓李的干部抓起来,经过审讯,要判死刑。我翻阅了这个人的全部材料,感到证据不是那么确凿,没有批准这个判决。我向保卫部的同志讲,人命关天呀,要慎重再慎重,他有问题,在未确实弄清楚之前,先放在那里好了,不能仓仓促促地枪毙。后来,证明这个干部的问题不是很大,解放后,一直在做工作。如果当时批准枪毙,这个错误就无法挽回。

  政策和策略确实是党的生命。根据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正确地执行和贯彻党在抗战期间的政策和策略,是根据地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环。我们在晋察冀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在实践中,一方面避免了“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注意避免“右”的错误。既广泛团结了边区的各个阶层,又保证了基本群众的优势,这样,就使党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赞同和拥护。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权利,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战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所以能够在战争史上创造出种种奇迹,历史学家应该从这里来寻找答案。

  §《双十纲领》

  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党在抗战期间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一九四〇年八月,我们总结了执行政策的经验和体会,开始用纲领的形式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产生了一个地方性的具体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人这个施政纲领,恰恰是二十条,所以,又简称为《双十纲领》。

  《双十纲领》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形成的。它先由北方分局起草,经过反复地讨论和修改,报告中央批准后,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公布。

  《双十纲领》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主持。彭真同志带领一个精干的班子,调查研究,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还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的文章,响亮地提出了进一步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雏形的号召。以后,彭真同志根据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执行政策的实践,曾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一报告,又一次肯定了边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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