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83)

八三

　　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盯着上层的几个开明绅士，要把基础扎根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之中。有了下层群众的优势基础，上层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巩固。没有下层基本群众，也就不可能有上层统一战线，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上层人物不是很多。“七七”事变后，有钱有势的人物多数跑掉了。五台那里的上层人物，都是阎锡山方面的，跟着阎锡山跑光了。阜平一带，几乎没有上层人物。我见到的大一点的地主，一个在完县，是清朝旧官吏的后代；一个在行唐秦家台，是个有点名气的绅士。完县的地主房院大得很，但人大部分跑了。

　　晋察冀地区的农民群众，生活是相当苦的。从冀西山区的情况来看，在八路军未到之前，连山上各种树木的树叶子，贫苦农民都无权采来吃。因为，这些树木属地主、富农所有。要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态，使他们的吃穿住得到起码的解决。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抗日，同时又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我们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是“逐步”、“限制”和“削弱”，不是“一下子”“消灭”或“打倒”，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同志们理解，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

　　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保持长久不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这是合乎民族利益和各阶层利益的，便于将各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削弱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生活，具体应该怎样来搞？我们起初的做法，是利用国民党提出和提过的一些口号，来实现我们党的主张。例如，“二五减租”，这是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我们党推动下提出的口号。后来国民党在内战时期，为对抗我革命根据地的土改又提出了这个口号。国民党提“二五减租”纯粹是骗人的，它从来没实行过，也从来不想实行。我们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在边区真正实行起来，国民党政府也没什么话好说。他自己提出来的，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这样做。为了在边区实行“减租减息”，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做了许多工作。

　　他翻阅了大量的材料，对“二五减租”应该如何计算，搞得很熟。为了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我们党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就提出过“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的口号。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地盘，也提出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有的同志对我说，应该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在边区贯彻执行。有钱的，无非是地主、富农，由他们出钱筹集抗日经费，无形中就减轻了贫农和中农的负担。这样做很好嘛，阎锡山也没什么可说的。经过研究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就在晋察冀各地响亮地重申了这个口号，起了很好的作用。

　　统一战线不只是一个口号，这里面有许多实际的内容。国民党政府和阎锡山提出的那些口号，是根本不想兑现的，我们却认真地把它兑现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些地方有过消极的抵抗，但总的来讲，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没有搞“左”的过火行动，没有把他们推翻，地主、富农大多数不至于公开地反对我们，他们在抗战中还多少出了一些力，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到一九三八年，我们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后来又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人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它是合理的，公平的。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地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在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容易发生偏差的问题——锄奸问题，我们同样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政策。内战时期，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没有一个根据地不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的，随便仓促地捕人杀人，发生了不少错案，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这个教训，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晋察冀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不能随便杀人。人在，还好讲话，事情终归会弄清楚的。脑袋掉了，就接不上了。杀一个人，会惊动许多人，杀错了，非常容易脱离群众。对于捕杀汉奸的问题，我就再三向部队强调，部队不能随便杀人。汉奸嘛，可以抓，但是，一定要交给边区政府审判，由边区政府根据惩办条例和审判结果去处理。

　　当然，也不是一个不杀。孟阁臣同敌人勾结，又掌握着一支人数不少的部队，不杀掉就要闹大乱子。所以，把他枪毙了。另外一些情况就不同了，有一回，军区保卫部把曲阳一个姓李的干部抓起来，经过审讯，要判死刑。我翻阅了这个人的全部材料，感到证据不是那么确凿，没有批准这个判决。我向保卫部的同志讲，人命关天呀，要慎重再慎重，他有问题，在未确实弄清楚之前，先放在那里好了，不能仓仓促促地枪毙。后来，证明这个干部的问题不是很大，解放后，一直在做工作。如果当时批准枪毙，这个错误就无法挽回。

　　政策和策略确实是党的生命。根据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正确地执行和贯彻党在抗战期间的政策和策略，是根据地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环。我们在晋察冀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在实践中，一方面避免了“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注意避免“右”的错误。既广泛团结了边区的各个阶层，又保证了基本群众的优势，这样，就使党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赞同和拥护。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权利，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战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所以能够在战争史上创造出种种奇迹，历史学家应该从这里来寻找答案。

　　§《双十纲领》

　　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党在抗战期间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一九四〇年八月，我们总结了执行政策的经验和体会，开始用纲领的形式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产生了一个地方性的具体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人这个施政纲领，恰恰是二十条，所以，又简称为《双十纲领》。

　　《双十纲领》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形成的。它先由北方分局起草，经过反复地讨论和修改，报告中央批准后，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公布。

　　《双十纲领》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主持。彭真同志带领一个精干的班子，调查研究，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还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的文章，响亮地提出了进一步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雏形的号召。以后，彭真同志根据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执行政策的实践，曾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一报告，又一次肯定了边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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