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34)

三四

　　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这样看，硬是夸大它有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主张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到了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命令红军主力，进攻白区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失败了也不从主观指导思想上找原因，还把失败归罪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预了他们的正确决心和各个军团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为此，还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军委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批评我们。这时，一军团已奉命于十月初由永丰地区赶到南丰附近，箝制敌人东进，以保障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面作战。以后中央军委想恢复黎川，我们又赶到黎川附近配合三军团作战，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但是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我们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的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十一月中旬，我一、九军团又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在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之间，我们打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先是吴奇伟发现我军突进到封锁线以北，就企图用五个师的兵力，从东从南两个方面合围歼击我军。我军紧急退到云盖山、大雄关地区，与敌人三个师展开激战。我们用九军团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吸引敌人，以一、二两师从两面包抄，但当我二师先锋第五团抵达党口附近山岭时，发现敌人已先我占领大雄关东南木鱼嵊附近的险要制高点。在我们攻击这个制高点时，受到敌人的飞机猛烈轰炸和地面交叉火力的射击。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胡阿林同志原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骨干，由党培养起来作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这次英勇牺牲了。四团团长肖桃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此外，我一、二两师师长都负伤，最后，我们撤退，敌人也撤退了。

　　这次战斗前，我正在发疟疾，没有突过封锁线。部队由封锁线外回来时，我要程子华同志率十四师掩护部队撤回。以后，我们经过天演山、神岗、党口，到达汤坊。在天演山，看到敌人飞机顺着山谷低飞扫射，从上面看去，象一溜汽车似的。在汤坊，我们指挥了大雄关战斗。

　　从大雄向西南转移时，在军峰山附近，要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的堡垒地带，我们遭到毛炳文部队的射击，搞得军团部都很危险。那一天，刚越过敌人的碉堡线，敌人就冲到军团部跟前来了，不仅军团部受到直接威胁，殿后的二师也有被敌人切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的危险。我看到敌人上来了，真是急了。我说：“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有的炊事员说：“毛炳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怕他，上！”我们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往后传：“四团赶紧上来！”直到四团上来，才化险为夷！十一月下旬，发生了一起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了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其“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转变根据地反“围剿”形势的关键。当时党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同十九路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奇怪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只知道从政治上把握这一关键，而根本不了解，只有从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福建事变，才能帮助我们粉碎五次“围剿”。

　　据我当时知道的，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派吴明（即陈公培）为代表先到根据地谈判。吴明原也是参加过法国勤工俭学的，并且是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第三党，是李济深派他来的。人们都说，我们和他谈判的人把他骂了一顿，打发他走了。当时有上述这样一种说法也不奇怪。因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笼罩之下，在我们的人中间，有时还不是一般人，确是流行着一种空谈式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

　　当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派代表徐名鸿到瑞金谈判时，中央考虑到为了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倒是和他们订立了反蒋抗日同盟，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十二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的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它的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我们一军团当时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以后，又把红军主力拆开，把三军团放在福建，把一军团放在中央根据地北线，说是“两个拳头张开打敌人”。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

　　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根据地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面对着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尝失的消耗战。敌人又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哪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

　　我们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当时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师长为李聚奎同志，政委为谭政同志。二师则负责向永丰、江口警戒。此外还有警卫师和独立十三团参加，统一归我和林彪指挥。一师由东北面向南进攻敌人的碉堡群。有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当时也到了阵地上。只见阵地上硝烟弥漫。三团共有九个连队，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表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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