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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后来,他在上海遭敌人逮捕英勇牺牲。经过艰苦转战,其余勉强保存下来的很少一点力量撤到了丰顺附近的大山里面,才得以继续在那里坚持斗争。很明显,在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应该向东江北部地区发展,向朱、毛靠拢。从李立三起,以致后来的省委领导,都没有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在中央根据地,在延安,我向毛泽东同志谈起这些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彭湃是个好同志,但他过于轻敌,以致遭受失败。关于教导团,他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我们在广东的另一个根据地,海南岛的琼崖根据地,就有所不同。海南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份,起义后组成了红三师,一九二八年我们也向他们那里派去些干部。领导那里斗争的是杨善集、冯白驹等同志,他们的部队大部分是当地人,群众基础好,以五指山、黎母岭为根据地。这两座都是大山,山高、路险、林密,活动范围很大。那里不是敌人的重要地区,虽然也想消灭我们,但使用的兵力不是很大。所以,搞过来搞过去,敌人始终没有能把它搞垮。抗日战争中海南根据地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战争末期,我军渡海作战,他们起了积极接应的作用,为海南岛的顺利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海南根据地红旗几十年不倒,有良好的地形条件作依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政策正确,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在香港的时候,广西党的各项工作,受广东省委领导,一九二九年我们党领导了广西的百色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到香港的有一批广西来的同志,广东省委指示由朱锡昂、俞作豫等同志率领,分批返回广西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春爆发了蒋、桂军阀战争。蒋介石想利用桂系内部的矛盾,派闲居在香港的俞作柏(是俞作豫同志的亲哥哥)回广西担任主席,派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主任。俞、李两人是姑表兄弟,都与俞作豫同志关系很好。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广西大量发展力量,开创新的局面。为了加强对广西的工作,中央于一九二九年夏天,一方面派贺昌同志来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以加强领导。另方面还直接派邓小平同志到广西领导全盘工作。

  小平同志途经香港时,我们曾向他介绍了广西的情况。从此以后,开展广西工作,向广西派人,成为我们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先后派了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和徐光英、龚楚、何畏(这三个人后来都叛变了革命)等人去广西。何畏作联络工作,来往于广西香港之间,所以,省委对广西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我们利用时机,力量不断有所发展。是年秋季,蒋、桂战争告一段落,李宗仁、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进行镇压,于是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俞作豫、李明瑞等同志领导一部分在我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动了百色起义,以后又举行了左江龙州起义。起义部队编成了红七军,张云逸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任党代表。俞作豫同志一九三〇年被捕牺牲,在香港时,我与他曾有接触,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广西工作的开展和左、右江起义是有重要贡献的。李明瑞同志在广西参加了我们党,随红七军到了中央根据地,即任红七军军长。

  在香港,我们还经常开办几十人到百人左右的训练班。到训练班讲军事课,也是我们军委的工作内容之一。开始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收拢的同志,以后是培训两广各地来的同志。鉴于广州起义时我们的同志普遍不懂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班就把学习军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便回去后好开展武装斗争。我是军委书记,所以经常去训练班讲课。为了讲课和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我对太平天国的一部野史作了些研究。那时叶剑英同志对此兴趣也很大,他也读了那本书。我们在一起评论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觉得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我讲课的时候,引用了一些太平天国的例子,但更主要的是讲了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的经验,以及南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除了军委的工作以外,我还根据省委指示做了一些别的工作,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下面几件事:

  跟别的同志一起,办了一个《香港小日报》,宣传党的主张。报纸的经理是叶季壮同志,对外联系打交道都是他出面。总编辑是周天洛,浙江人,外号叫“小胡子”。这个人后来被捕变节,在胡宗南那里做事,抗战胜利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上海被他们自己的人杀掉了。除叶季壮、周天洛以外,做具体工作的主要是陈复同志。报纸是公开发行的,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报上的文章,内容尽量含蓄,以灰色面目出现,有的时候,在无关大局的问题上,还讲几句香港当局爱听的话,但总的方面仍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替工人、农民、劳苦群众说话,批评时弊。日子一久,引起敌人的警觉,认为这个报纸是有背景的。所以办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左右,就被查封了。

  另一件是一九二九年的“五一”节游行活动。当时邓发同志是香港市委书记,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也是他。省委决定,我也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这一活动是根据中央命令进行的。“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但他不起多大作用,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中央掌权。那个时候,每逢“五一”节,我们党总要在城市组织游行示威,这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条件,能搞则搞,不能搞则不要勉强。这次李立三却下了死命令,要香港一定得搞“五一”活动。

  那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低潮,虽然我们在各区都有些力量,但很多是参加省港大罢工回来的工人,好不容易刚找到了工作,才安定下来。有些是参加广州起义幸存下来的骨干,他们分散在各区,成为党的基本力量。“五一”那天,我到游行队伍集结的地点一看,来的都是些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同志,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没有什么群众。我一看不行,就找到了邓发同志,一起到附近茶楼里,以喝茶作掩护进行交谈。

  我对他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你看全是党员和干部,一搞游行就全部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对敌人来说,这倒是动手的好机会,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这些骨干一损失,以后香港党的工作还怎么做!我的意见是立即停止,把人打发回去。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你是总指挥,决心由你下。邓发同志也看到了这个情况,知道不对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不搞是对的,但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代呢?我说,你是总指挥,当然该由你去报告了。他说,那不行,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你去报告。我说也行,只要相信是做得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于是就决定下来,邓发同志去把集合起来的人都打发回去了。

  事后,我到了上海向中央报告。李立三不跟我谈,他叫向忠发跟我谈。因为过去有好多事情意见不一致,李立三知道他跟我谈是要吵架的。向忠发一见面,就批评我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是“临阵脱逃”。我说,好大一顶帽子!作战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来决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好的指挥员从来不这样做。我们这一点点力量,是好不容易积聚和保存下来的,香港工人斗争目前暂时处于低潮,靠少数党员骨干盲目示威,一下子这一点力量被敌人一网打尽,这对党有利还是对敌人有利,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还不清楚!你们这样做法,是为了交卷,而不顾党的损失,这会使香港的党组织全军覆没的,我坚决反对。向忠发原来是个驳船工人,“六大”时选他做党的总书记,完全是唯成份论,一九三一年他被捕叛变了。他跟我谈,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吵了一通,我没有接受他的批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底我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总共历时约一月左右。省委派了一位姓周的同志陪我去东江,这个同志很年轻,广东本地人,既勇敢又机警,是位很好的同志。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搞电台工作时牺牲了。因为我不懂广东话,一路上我什么也不说,全由他照料。十月底我们从香港动身,先到了潮安,等当地交通接应,在潮安住了两天,后来在路上又走了两三天,顺利地到达东江特委。特委住在丰顺一个大山里面,生活很艰苦,就在山坡上搭了几个草棚棚住。整个特委也没有几个人,特委委员大约只有五六个人,连工作人员也不过十几、二十个人左右,机构很不健全。特委书记是林道文同志,海丰人,他一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从不叫苦。常委贺尊导同志,他是大埔人,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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