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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欧洲转去的这些同志,我们少数人既是团员又是党员,是双重成份。旅莫支部大概对此不很清楚,开始只是让我们过团的组织生活,办理了转党手续后,才过党的组织生活。由国内派去学习的同志都是党员,所有党员属旅莫支部领导。党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鼓励大家在苏联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和勉励,以便回国后能工作得更好。

  我们也做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叶挺同志就是由王若飞和我介绍他入党的。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的营长,属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先生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学军事。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对我表示希望入党,我向旅莫支部汇报同意后,就作为介绍人之一,介绍叶挺同志入了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方面急需要干部去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同时,黄埔军校成立后发展也很快,需要党多派些懂军事的干部去加强。于是我们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分批回国了。

  ※第三章 回国参加大革命

  §到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通知我们,于七月底左右回国。

  回国以前,第三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找我们谈话。他着重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就怕我们回国后搞“左”了。

  季诺维也夫谈话后不久,同志们就分批回国了。我们走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东大的同学比我们先走。我们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学军事的,有王一飞、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飞同志带队,八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当时的苏联火车,条件很差,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约两个星期。我清楚地记得,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听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我们一面开追悼会,一面深感忧虑,不知国内政局将向何处发展。现在廖仲恺又被刺,更增加了我对国内政局的担忧心情。

  到海参崴以后,我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等候回国的轮船。海参崴华侨很多,很想上街看看,但因为我们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不让我们上街,就在那位海军司令家里住了几天。八月下旬,通知我们买到了由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票。我们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上了船。尽管我们在船上非常小心,日本特务机关还是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的时候,当地的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这件事弄得我们很紧张,大家在船上都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九月上旬我们到达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对付我们的经验不多,又忙于军阀之间的争斗,注意力不在这上头。出乎我们的预料,通过海关相当顺利,查验了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在上海,我们先分散住进了旅馆,以后按约定的时间到中央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王若飞同志,他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过,比我们早回来一些时候,我们很熟悉。他当时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一般事情都先经过他。他先领我们去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们的工作就由他分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比较注意。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了的分配名单。他先宣布了我们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我们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

  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决定。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为着什么?他没有讲。只是说,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好事情。分配结果,我和叶挺、熊雄、张善铭、纪德福、杨善集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由王一飞同志负责。

  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党中央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党委已成立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个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那时的军委,任务是做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

  我在上海前后共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分配完以后,就乘轮船到了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战友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久我就到了黄埔军校。

  那时的广州,政治空气热烈而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气氛高涨,“五卅”运动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正在继续进行,东征军回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阀叛乱,群众革命热情很高。第二次东征即将出师。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摇篮,广东的问题牵涉到全国,广州就是这个摇篮的中心。我在街上看见到处是醒目的革命标语,这些都很令人振奋。但是另一方面,气氛又显得紧张。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正积极从事夺权的阴谋活动。不久前暗杀廖仲恺先生的案件尚未了结。广东的大小军阀也不甘心失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各种捣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了黄埔军校。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后来他由黄埔调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洪湖地区作战中英勇牺牲了。熊雄同志虽与我一起分到了黄埔,但他很快就随东征军出发,到一九二六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鲁易同志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广东“四一五”事变时被反动派杀害。熊雄、鲁易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员约二十多人。

  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

  我在政治部最忙的是管党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有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同志和我负责,以后熊雄同志东征回来,就由他任党团领导小组书记。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几个支部,有的是小组。党团员的确切数字记不清,我去的时候,党团员人数已经相当多。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更多。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也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等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周要到广州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鲍罗庭经常作形势报告,也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回来后就在党内进行传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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