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2)

二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不久，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候，江津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到达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

　　津中校长邓黎仙（此人是国民党员）、学监李耀祥、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全部烧毁。这样一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我们就离开了学校。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长期盘据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他消灭。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

　　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是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间，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办法。事先我们知道四川有两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我们到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

　　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学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那里办了护照。

　　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的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一九二〇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

　　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军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园里，默默地缅怀着几位先烈，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为我的母校哺育了这样几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现在，江津第一中学已经为他们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先烈，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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