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临终的日子(3)

临终的日子(3)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①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②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③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④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⑤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⑦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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