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林彪事件(8)

林彪事件(8)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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