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4)

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4)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

　　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

　　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

　　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

　　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

　　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

　　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

　　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

　　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

　　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

　　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

　　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

　　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

　　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

　　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

　　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

　　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

　　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

　　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

　　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

　　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

　　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

　　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

　　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

　　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①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

　　录，1968年10月13日。）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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