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2)

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2)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

　　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

　　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

　　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

　　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①（①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②（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

　　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

　　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

　　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

　　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

　　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

　　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

　　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

　　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

　　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

　　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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