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3)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同前书第20册，第19—30页。）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页。）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下，从反修防修出发，反对和清除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的东西。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问题上。这些分歧，通过“二十三条”的制定解决了，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没有解决，还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一次分歧的暴露，决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围绕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导“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人分歧的表面化，是这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还会演变出更加严重的事态。而这一切，在当时被中央工作会议达成的一致暂时地掩盖了。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①（①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这样，就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①（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自从《光明日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一些报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不少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来越加重，上纲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级党校召开会议，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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