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10)

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10)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①（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②（②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③（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毛泽东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④（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在这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的错误”，这个批语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九月二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右倾”的程度。例如，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O日。）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②(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4日。)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九月七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除了每天批阅各地送来的报告，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通知说：“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55年8月27日。)

　　这时还没有说开中央全会。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十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手稿，1955年9月5日。)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九月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六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六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十一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十三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十四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二十五日。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人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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