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12)

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12)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②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是很敏感的。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剥削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③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在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④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⑤

　　①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手稿，1951年5月。
　　②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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