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6)

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6)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〇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一九五〇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在一九四九年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中，棉纺织业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〇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一九五〇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时，曾估计全年将有四亿一千六百万元赤字，后来只有二亿九千万元。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⑨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⑩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都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页。
　　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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