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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