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和战之间的抉择(3)

和战之间的抉择(3)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⑥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十一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⑦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十一月十四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九份电报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十一月十五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六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一九四五年十月才离开延安回苏联，十二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〇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转后，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春耕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毛岸英走的时候，毛泽东嘱咐他：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织，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毛泽东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纵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⑧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⑨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13页。
　　⑧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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