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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成体统的,就是这个把循循善诱的毛泽东与独揽大权的毛泽东统一在一起。从70年代起,这种“统一”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而复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泽东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但他却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政权前夕,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这戏剧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这种追求只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才有意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滞不前。毛泽东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负着下一阶段使命的人演讲。

  当毛泽东年轻时,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当时他们的双亲才故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建立起来,毛泽东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泽东吼道:“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泽东,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泽民。

  “批孔”运动的部分灾难是思想观念的作用,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泽东的——已经从“长剧”中退场。

  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孔子是文人学究们的特殊领域。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流传下来的华丽经文。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但是,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竟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他说“人民”1949年掌了权,这倒有些符合事实——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愿,并确实在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仅仅靠更换人民的代表,“人民”永远不能掌权。

  毛泽东确是把自己视为圣人,圣人排除了中间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政治的领域就是其现代意义。这是旧中国已确立起来的模式。真理和权力集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毛泽东在延安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中原文有误。实情是,红军初创时期,为一件事,毛泽东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想动手打已是红军干部的弟弟泽民。尔后,毛泽东一直为此深感内疚,并多次以此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而不要讲“家法”。它真的发生了。这种极端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泽东。

  漆有红黑两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矶机场成了一道奇观,它是来迎接理查德·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

  中国政府派专机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国来访者是没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雾气之中,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上任的代总理华国锋微笑着站在柏油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觉得他们像是一对老朋友,不过风光不再。

  他们会晤了100分钟。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边听着“解放台湾”的歌曲,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应有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面前,尼克松露齿一笑,这是一部反映从原始人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阶级斗争血泪史。邀请名声不佳的尼克松再次来访是毛泽东的主意,看来是这位老人在事实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错误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而不是对毛泽东——尼克松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欢迎程度好像是在宴会闻到泄漏出的汽油气味。恰好在三天之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了初选,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白宫仍难忍受那令人记忆犹新的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

  事后才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访华可能会产生误解。但中方对美国国情的不了解使得这些建议被拒绝。

  毛泽东很想见尼克松。他在1974年下半年就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尼克松,并且他还向三位后来的客人重复过这些口信。毛泽东认为中国外交部对此也许赞同,也许无可奈何。

  毛泽东从不深究其他国家民主政治中细枝末节的变化。对82岁的毛泽东来说,象征便是现实,过去的回忆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在他心目中,中国仍是个强大的王国,自成世界。

  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美国人猜的那样是要为尼克松“恢复名誉”。与这种猜测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简单得多,他的立场是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欣赏尼克松在美中关系上的突破,为什么不该给他荣誉呢?’他对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当福特对中国和苏联都无动于衷时,中国又有什么失落的呢?

  毛泽东决不会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克立总理抱怨说。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确实不明白:在他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竟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水门丑闻原因的诊断。毛泽东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当地对克立总理这样说,有些令人吃惊。毛泽东对尼克松下台的评价中有一种同情、困惑及中国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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