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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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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破碎的幻梦(1973-1975) 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1972年间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毛泽东没有在公共场合赞许过周恩来——他不习惯夸耀他的副手——但周恩来却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出色地辅佐了毛泽东。 这位总理从来没有如此密切地与毛泽东共事,毛泽东也很少像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这样感到迫切地需要周恩来的帮助——可能自长征途中遵义会议这个转折点以来毛泽东尚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毛泽东不得不向右转以击退林彪,这使他与周恩来携起手来。他向美国开放门户以对付那些极左势力和军队中的反对派。 周恩来又一次成为当然的盟友。 毛泽东是不愿意依赖周恩来的,周恩来终究不是率性办事。 如果说率性诚物、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将毛所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毛泽东信仰一个永恒变动的世界,偏爱的是斗争高于一切,认为一切现象都充满矛盾。 在50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机过后,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变得多疑。对周恩来来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多多益善,这与感情用事、刚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同。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爱冲动,他从未排斥于党之外,而毛泽东则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更不像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那样的人,周恩来不会轻易遭受清洗的危险。 周恩来把毛泽东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指路人,“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周恩来以自己特有的语言说。 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对一帮有资历的同事日渐不满,便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提出异议,以免引起晚年的毛泽东的专断或猜疑。 周恩来在60年代批评毛泽东时,采取的是一种既隐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紧张而沉闷的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 不过,自1971年后期起,周恩来感到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全多了。 “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周恩来在深思熟虑后,坦率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他再一次作出轰动性的评论。“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的开场白中讲道,“你今天是权威,但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实际上,周恩来的评论是针对林彪而发的,因为“绝对权威”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周恩来也在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泽东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70年代中期的痛苦争吵不允许这位总理成为与毛泽东真正平等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是第二号人物。恰恰是1971、1972年的两个重要功绩,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执政官,但不久又招致非难。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1973年,毛泽东对反林联盟并不十分满意,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但到1974年毛泽东即听到这样的批评:中美交往对中国是否有利。对于周恩来来说,更糟的是健康恶化,并且毛泽东对此清楚。 毛泽东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使军队成为一所“全国人民的大学校”。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建设军队,而这是彭德怀难以做到的。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战役。 周恩来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我们要顾全大局”尽管周恩来很小心,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69年,极左派们说实际上是29个布尔什维克之一,这就把周恩来与28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而他们是毛泽东在30年代的主要对手。 令人难解的是,1972年,毛泽东再一次器重彭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 许世友是典型的地区军队指挥员,他代表着解放军的声音,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没有必要为贫富均等去搞革命。”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存在长久。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时间很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毛泽东没有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也没有另寻“接班人”或“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林彪。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这位英雄的病患者头上,他们会大失所望。 毛泽东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安慰,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泽东主义式的决策出台。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观念、信条和斗争,在毛泽东的手中就像许多一触即破的泡沫一样破裂了,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沾着强权政治的汗水。 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农村实行了宽松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东山再起,有的得以提升;学校教学趋于正常,而且思想观念的压力有所减轻;工厂巧立名目以实行物质刺激;对历史及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政治的束缚多少有所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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