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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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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入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口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入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没有确定的时间,是随便选了个日子。 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他追求一个纯洁的党,但红卫兵认为他要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 毛泽东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经济将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 多数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泽东提醒了中国忠于毛泽东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轨,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抛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泽东苍老的手中增添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们两个都七十多岁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关键期间对胡志明说,“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时间准备。”但毛泽东的准备是对实现他设定的目标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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