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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共进晚餐,问毛泽东是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好像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确实看到自己生命将尽并坦然以对。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从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心中把中国的垮掉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泽东主义的道路。

  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和邓小平相反,毛泽东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容光焕发,他已是面如满月,少有皱纹,表情已不那么丰富,双眼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然如故。

  1964至1965年间,毛泽东与客人交谈时护士不离左右。帕金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嗜烟,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与斯诺在一起一个晚上就抽了12支。他很少洗澡——卫士用湿毛巾为他擦身——从不刷牙。

  他同李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泽东把自己的医生看成是清洁女工。

  他曾说:“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的多数时光不是在菊香书屋度过的,而是在近处的室内游泳池,那儿有接待室,书房,卧室,这些都为他增添了方便。

  毛泽东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从不将茶叶泼掉或留在茶杯里,而是用手指夹着将其放进嘴里,咀嚼过后咽下去。当他在湖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置这些茶叶。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他都要咕噜咕噜地喝汤,还会打着饱隔,且毫不在意。

  毛泽东在60年代的工资是每月430元,只是工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泽东不喜欢购置贵重物品,不过,他真的需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足。因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1964年说的一句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人世间的任何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泽东,但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泽东是一位将军,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变得越来越像帝王,但又不便公然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与帝王类似的身份。

  因之,“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泽东头顶不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类。

  ‘主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作‘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

  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准有七十多岁了!”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60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像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了。他没有提及1911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20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姮娥不嫁谁留?(这是辛弃疾的诗,意思是“月宫的嫦娥不出嫁是谁把她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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