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01)_特里尔

一〇一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线索是由于同邓小平的分歧。当邓小平重申既定的政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紧张的重心时，毛泽东纠正他说，不，在当前欧洲才是的。由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美国的威胁在减弱，而苏联的威胁在上升。

　　毛泽东真是不可思议。他把中国的救星复称为恶霸。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不只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受过教育的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很多人私下里也有些赏识毛泽东终于摆脱了贪心的北极熊。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内，毛泽东在苏联问题上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泽东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一定会问，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毛泽东后来称，中国在50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毛泽东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像在许多宗教体验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迟至1962年，毛泽东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朝着宗庙的塔尖眺望。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接着加了一句：“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主义的宣言，毛泽东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过这还是给他以触动，以某种方式给他以印象，因为莫斯科把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表明，一般中国人都认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与公众的口味一致。

　　随寿年事愈来愈高，毛泽东常常提些玩笑式的问题，这可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谦进。数年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你不怕我吗？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当毛泽东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则说不可能。毛泽东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坐位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所有人握手。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一些，在60年代初期，他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其外交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泽东不再在别人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17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在这些革命者眼中闪光，这些从事运动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

　　“大跃进”期间，中国伤害了不少友好国家。出于消除人的疑虑，还有事业上的挫折等，他在1962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年是一个马鞍型，全世界转而反华。”

　　在60年代上期，毛泽东不只是收复他的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毛泽东在与1960年到访的蒙哥马利勋爵共度长夜时说。他目光灼人，显示着自信，“联合国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

　　他不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尽管政治局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军事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印度军队，然后像个无聊的冠军撤了回来，让印度的民主处于一片指责吵闹之中。

　　不过，毛泽东好像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都很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对非洲的了解仍然模糊不清。1964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与桑给巴尔人是这样交谈的：“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泽东，其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对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正好位于赤道上。”那位非洲人答道。“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

　　对于非洲问题的天真（也许是故作谦虚），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私下里对此作出精明的判断。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恐吓和宣传，毛泽东私下承认古巴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缺少古巴所需的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提供这些。

　　毛泽东精于施加自己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年，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要求中国派一高级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对采取任何行动都很谨慎，他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杜勒斯极力排斥中国的作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出响亮回应：“我们孤立吗？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六亿人口孤立吗？”

　　如果说，杜勒斯的态度使毛泽东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甚于刺激。他向本土观念较少的同僚们保证——也是对自己的再保证——势力并不是很大的。1960年，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一次展览时受到示威者的包围，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他写了一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某些人似乎仍在……而感到受了伤害。在他的劝告中有这么一些可怕的数字，即要他的同僚们去“接受世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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