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87)_特里尔

八七

　　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1955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闪耀。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1955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落下之前，毛泽东也是鼓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松绑，他称知识分子是结束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农一块骨头。1956年2月，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的人被看作是遭社会抛弃的）。

　　向富裕的王国奋进要想成功，需要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这两种人都将被诱导着去“舔掉背上的辣椒”。

　　但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在毛泽东所要建立的社会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1956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长长的讲话满载着方针政策，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回归。

　　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直将翅膀夹紧，现在他要展翅欲飞了。

　　文章题目暗示，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这是一种形象的概括。离开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少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毛泽东自身具有的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经济依旧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泽东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毛泽东所说的“渔”喻指工业生产，“泽”喻指人民生活。

　　毛泽东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这是惊人之言，乍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的发挥了：“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他还把这种道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泽东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从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彭德怀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毛泽东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1956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会加速，这将成为整个中国60年代的关键。

　　他阐明他自己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正值东欧硝烟弥漫。就在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他那新的温和路线的讲话后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便传来了。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

　　两年后，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先前，毛泽东曾在私下里诅咒过斯大林并且在公开场合发泄过。现在，他在《人民日报》的一篇6000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用自己的机智把内容弥合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6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四次接见了苏联的官员的来访，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到10月，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不安。

　　毛泽东曾在4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这就是他对每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来访者所讲的主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的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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