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78)_特里尔

七八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洁难，不得不走下讲台。

　　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他要梁漱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烦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像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然而毛泽东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6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做法为“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

　　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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