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56)_特里尔

五六

　　为了最大限度地突袭（弱者对抗强者的少有手段之一），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二元论：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持久与速决，集中兵力与各个击破。

　　毛泽东重提他首次在1927年使用的著名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是说军事可以支配政治。相反，毛泽东坚信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军队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毛泽东在30年代就已认识到，在中国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要想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即使毛泽东在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他眼睛总盯着超出枪杆子的东西。毛泽东是反战的勇士，然而他认为在他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对政治合理性的真正检验。

　　他揭示出了战争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做的，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些什么呢？”

　　他善于把共产党军队的弱点转变成优点：“反对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战。”

　　他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认为战争要有战略防御阶段：“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人战争。”

　　他高瞻远瞩且自尊自大：“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到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日军大举进攻，大片的中国领土将沦陷。毛泽东对这种损失并不惊慌。诱敌深人是有益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将犯错误，他们将被同仇敌汽的广大民众所包围。

　　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时间较长，双方相对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这将削弱敌人使第三阶段到来。这时中国人能够进行反攻，并以大规模的常规战代替曾有战略地位的游击战。

　　在1937-1945年期间，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只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第二阶段并不是削弱日军的唯一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为在30年代民族危机的关头不像20年代主要是小股势力的农村游击队时期。

　　他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努力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辩地论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他对西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美国和英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泽东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泽东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解放的泛亚运动。印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所想像的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泽东此时同外国人没有过多的接触，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就更少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是毛泽东迄时为止打过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恩——毛泽东对其印象不佳且关系不融洽。但是毛泽东在43岁和44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则与此不同。

　　中国有一种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外国人的传统。1}世纪时，即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企图使一些中国人阪依天主教，可是他们却慢慢地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二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外国人参与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20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3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泽东的窑洞接受“会见”。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从院子里捡了一小块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晚上，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可毛泽东对此像是没有看见。

　　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三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总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也同样回访她——她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甚至教毛泽东跳舞。史沫特莱回忆说：“我转交给毛泽东一张纸条，希望他来聊聊天，他一会儿就到了，带着一包花生。

　　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毛泽东精明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他；同时，通过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埃德加·斯诺成功地扮演了这一双重角色。

　　在1936年夏及以后，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颇有才华的冒险家一起度过数百个小时以后，毛泽东破例与一位外国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在炎热的夏天作长时间聊天时更舒服些，毛泽东曾当着斯诺的面——还有林彪——脱去长裤。

　　在《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诺透露了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故事。在30年代，毛泽东还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斯诺作品的中文译本有助于毛泽东在本国提高知名度。

　　毛泽东也通过与斯诺的交往逐步了解美国，这种了解的重要性几年之后便显示出来。

　　在30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他并不幻想一位外国人会和他一起分享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但是他相信外国人会理解他的日标_不妖_俄就不会告诉一位美国人他自己的生平经历——这在中共领导人中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不寻常的。

　　在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炒辣椒。当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权位不断上升时，他妻子的处境却在恶化。

　　三个孩子的出世使她从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人物变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贺子珍瘦小的身上还留有20块弹片，这是长征途经贵州时留下的纪念。她已变得骨瘦如柴，而且受精神失常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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