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54)_特里尔

五四

　　就在毛泽东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蒋介石的一次谈话说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共产党人甚至比蒋介石所知道的还要近。两个月后，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蒋介石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囚徒。

　　1936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后果之一是蒋介石手下的军官出现了骚动。张学良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对张学良来说，到1936年秋，蒋介石的动摇不定的抗日态度已让他忍无可忍。这位英俊而又感情丰富的将军是东北军的首领，他的军队抗日尤其积极，因为他们的家乡东北自1931年起就被日本人占领。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默契。1936年，张学良的3000名士兵顺风转向，倒向红军一边。

　　12月的一天夜里，张学良包围了西安北郊的一座宫殿，蒋介石就下榻在这里。他开枪击毙了蒋介石的30名随从。

　　灵敏的总司令穿着睡衣、打着赤脚落荒而逃——假牙也丢掉了——翻墙而去，带着背上的伤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张学良的一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暴怒地蜷缩在石缝里。

　　蒋介石厉声提醒这位将军说他是他们的总司令，这位军官有礼貌地鞠了躬，然后回答道：“你也成了我们的阶下囚了。”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面临着微妙而棘手的选择。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泽东的目的——推动全国抗战，但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对蒋介石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泽东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以作为一名爱国者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并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做决定。”周恩来说（他赞成宽大处理）。

　　正当中共领导人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好像毛泽东见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谩骂。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泽东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强有力武器——这表明，他绝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泽东仍然漠视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经过十轮会谈，“西安事变”结果以不可思议的妥协浮现出来。

　　蒋介石自由地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但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不过，作为回报，蒋介石放弃了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权威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这也是受“卢沟桥事变”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1937年夏末，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共产党的名称降格为它所属的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下。

　　毛泽东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金——每月5块钱。

　　蒋介石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只有以前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自身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像在西安事变时那样显示出他对蒋介石的优势。他目光远大，留给蒋介石的是权宜之计。他一直沉着稳定（看到斯大林的电报时除外），而蒋介石则惊慌至极，像是缺乏教养。毛泽东不拘泥于形式，而蒋介石则努力抓住总司令的最后一点威风。

　　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绝没有把其内部纷争置诸脑后，遵义会议也没有使28个布尔什维克全军覆没。虽然没有人再企图推翻毛泽东——尽管有那么两个人沉迷于这样做——但是还会有来自各个派别的中伤。

　　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期间，他也就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他曾一度是“关门主义者”，以致成为毛泽东左翼的一个污点），以及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子在莫斯科待了6年以后回国。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所在）。他们要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

　　毛泽东精明地把喜欢吃糖的孩子推到那门锁上插着钥匙的糖果店前——他不久就让王明担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一方的负责人，长驻蒋介石的首都。

　　“关门主义”的倡导者引起毛泽东的反对，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像张国焘或王明那样公开表示与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相抗衡。这些狂热分子希望把蒋介石带进法庭甚至处死，他们排除一切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否认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毛泽东对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危机感。他认为他们是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毛泽东一直对托洛茨基持怀疑态度。

　　很多热情的左派分子之所以热衷于“关门主义”，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陕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给普通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担心与蒋介石的重新合作会冲淡共产党的社会工程。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表示拯救国家比土地改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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