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46)_特里尔

四六

　　第六章把握未来（1935—1938）

　　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 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②。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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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②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拙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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