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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泽东怎样对他的同事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是饶有趣味的。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15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1923年在《向导》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在1926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

  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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