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7)_特里尔

一七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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