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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而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2000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以后每期印5 000份(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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