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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2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三豪杰”。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后来同萧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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