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在朝鲜战场(5)_武立金

五

　　“哈里曼和沃尔特斯到东京了没有？”雷英夫的目光跳出地图上战火正酣的釜山防御圈，突然发问。

　　“昨天已经到达。”有人回答。

　　艾夫里尔·哈里曼，生于一八九一年。他出身于铁路大王家族。二战时担任驻苏联使馆大使，后任美国商务部长、马歇尔计划欧洲办事处主任，时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弗农·沃尔特斯，哈里曼的军事助手，曾在国外当过武官，后来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二人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前往东京会见麦克阿瑟。

　　“看来，美国人要有大的阴谋和行动了。”雷英夫不无忧虑地皱起眉头，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面前晃动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把情况汇总一下，摆出几条来，看看美国人究竟想干什么？”

　　在居仁堂军委作战室，两个小组见仁见智地展开了模拟对抗，从下午一直争论到晚上九点多钟，最后意见比较接近了，归纳出六条理由，判断美军下一步必定搞登陆作战，可能性、威胁性最大的登陆地点就是朝鲜西海岸仁川。

　　晚上十点左右，雷英夫赶到西花厅。他一进门就急忙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我们作战室反复研究，认为朝鲜战场潜伏着很大危机。”

　　“哦？有什么新发现吗？”周恩来从文件堆中抬起头来。

　　“我们发现美军有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的可能……”

　　雷英夫简明扼要地罗列了六条根据：一、摆在釜山三角洲滩涂阵地上的美伪主力十三个师不进不退必有原因。二、作为预备队驻扎日本的美军两个师仍按兵不动，肯定有其战略企图。三、登陆作战老手麦克阿瑟和他的第八集团军对朝鲜战局绝不会等闲视之。四、朝鲜半岛南北狭长的地形最利于登陆作战。五、主力全部投到釜山一带的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六、被大好形势陶醉了的朝鲜和苏联都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

　　周恩来听完雷英夫的分析，浓眉一耸说：“这可是个新情况，是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说完即大步走向写字台，正要抓电话，恰好电话铃响了。

　　“我是恩来……”周总理手握话筒，瞟一眼肃立一旁的雷英夫，“主席，雷英夫到我这里来，讲了他们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是的，我认为有道理……好，我这就带他们过去。”

　　“英夫同志，你跟我马上去见主席，你们的部长李涛同志也去。”周恩来边说边放下话筒，连工作时套在胳膊上的套袖也没来得及摘，便匆匆朝外走去。

　　菊香书屋幽雅清静，墨香四溢。东厢房里烟雾腾腾，灯光朦胧，像刚刚散会的会场。毛泽东笑着和雷英夫握手：“英夫，英夫，雷娃子变成英俊的大丈夫喽！”

　　“英夫，主席想听听你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周恩来对雷英夫说，“你慢慢讲，不要慌。”

　　毛泽东向大家挥一下手：“你们坐吧！喝茶，这是岸英从湖南带来的新茶，都尝尝，都尝尝。”

　　待大家落座后，雷英夫将作战室分析归纳的六条根据和判断重复一遍，并进一步预测道：“我们预计登陆时间会选在九月左右，根据朝鲜西海岸的潮汐资料，九月十五日有两次比较好的涨潮时间，一次是上午六点五十九分，一次是晚上七点十九分。根据登陆作战的特点，我们分析六点五十九分最有可能。”

　　“有道理，很重要。”毛泽东只讲了六个字。他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胜利决不会出现在一个早晨，速胜往往隐藏着灭顶之灾，西蜀大将军关云长就是因为麻痹大意、疏于防范，最终导致兵败、地失、身亡。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看来美军如有大的行动，很可能就在最近。”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大口。朝鲜战争打响之前，金日成没有知会近在咫尺的中国战友只言片语，而是飞到远隔千里的苏联去向斯大林请示。目前出现这种危急的局面，使毛泽东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当毛泽东吐出憋在胸中的烟气时，主意已经拿定，遂发出命令：

　　——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英、美、日；
　　——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
　　——立即通知东北的十三兵团要加紧准备，八、九两个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分析世界战略格局时，就认为总的形势是两只老虎对峙，一只红老虎（苏联），一只白老虎（美国），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坚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泽东，一面密切注视朝鲜半岛的局势，一面细心观察“老大哥”苏联的态度。

　　金日成：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毛岸英从父亲那里得知组织上已同意他去工厂工作的消息后，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好。其实，他早就有下基层、去工厂的想法了。这个热血青年秉承了他父亲的执著和坚韧—— 一旦决定了要做什么，就百折不回、九死无悔。比如他当年参加苏联红军，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岸英和岸青兄弟俩是一九三七年进入苏联学习的。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犯苏联，毛岸英曾组织和他一块儿在伊万诺沃学习的中国学生以砍木柴、种蔬菜、缝军衣、挖战壕等劳动支援前线。仅仅这样，他觉得还不够，还没有尽到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义务，因此第二年他先后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要求上战场。信发出后，等了很久不见回音，据说是因为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们参战。在写了两封请战书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毛岸英找到了来儿童院视察的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并说服了这位将军让他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一九四三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他头戴坦克帽，胸挂报话机，穿越了东欧好几个国家，一直攻到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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