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9)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9)

　　六十三军通过三个多月冷枪冷炮和小分队战斗活动，即毙伤俘敌一千二百三十九名，占该军这段时间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狙击手们的神奇枪法，使敌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整天蹲在坑道、碉堡里不敢露头，白天连饭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情绪十分沮丧。我每到阵地作调查研究看到这种景象，听到这类汇报，都不禁联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民围困、逼退敌人碉堡的类似情景，鼓励指战员就这样“零敲牛皮糖”，向敌人“挤阵地”，长期同敌人斗下去，直至胜利。

　　在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引和上级的正确指挥下，我十九兵团自入朝参加第五次战役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共歼敌十四万四千二百多名（包括配属军的战绩在内），并在战斗中经受住锻炼和考验，军政素质都得到很快的提高。

　　§把敌人打服打怕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彭总回国治病。军委决定他在志愿军中的一切职务由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陈赓代理；六月十一日，陈赓奉调回国，又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继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七月十一日，又调我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邓华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调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十九兵团司令员。

　　因韩先楚司令员忙于西线工作，一时未能到任，杨得志司令员推迟到八月十八日才离开兵团赴任。杨得志司令员自一九四七年秋天从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调晋察冀野战军任司令员，到野战军改为兵团，他在这支部队工作了五年多，为加强部队建设，为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多战功；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与全体指战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同志们都舍不得让他走。兵团党委研究，兵团机关要开一个大会为杨司令员送行。他非常谦虚，再三谢绝，但按党委意见，欢送大会仍如期进行。

　　这次大会除兵团机关和直属队的排以上干部参加外，还请了几个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我和几个军的负责同志都讲了话，回顾五年多来杨司令员的功绩，希望他临别时，留下对兵团的宝贵意见和指示，到志愿军总部后，经常回兵团来视察，多多给予指示。个个发言，情真意切，表达了大家依依惜别的心情。最后，请杨司令员临别赠言。他在表达了对兵团的留恋之情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六点很中肯的意见和希望，言词诚恳、真挚，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大会发言后，我们特地邀请了刚划归十九兵团指挥的三十九军、四十军两个军的文工团作了精采的表演，使欢送大会更加热烈。

　　我与得志同志自一九四六年冬同时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共事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调到十九兵团工作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一起率部千里进军大西北，决战兰州解放宁夏；并肩率部奔向抗美前线，参加第五次战役，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建设地下长城，守卫钢铁防线，蹙眉共筹破敌良策，举杯同饮祝捷美酒。

　　这种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战友情谊，随着战斗岁月的增长而日益浓烈，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惜别之情，更难以言表。所以，得志同志临走的前一天——八月十七日，正是个星期天，我利用刘平同志放假的时机，在家里为得志同志和他爱人申戈军同志“饯行”。所谓“饯行”，并没有什么丰盛佳肴，只是在我的宿舍——一个有几根木头和一些树枝、茅草搭个顶蓬的小土洞子里，四个人围坐在用树桩、木板钉起来的粗糙的小桌子旁，喝一点祖国人民慰问的酒，别无什么下酒的菜肴。大家边啜口酒边谈谈心，虽很简陋，但情意却比美酒更甘醇更浓郁。因为不仅我与得志同志俩情同手足，刘平和申戈军也是从二纵开始几年来很少分开的，加之她们都是河北老乡，更加亲密。我们两家在西安就同住在一排平房，入朝时，她们二人都怀有孕，不得不留在安东的后方留守处，一九五二年春分娩不久，便把仅几个月的孩子交托儿所，并肩奔赴朝鲜前线。

　　申戈军在兵团司令部工作，刘平在兵团政治部工作，两个部门隔个山头，但节假日有时还可团聚。由于大人间的深厚情谊，两家的孩子们也似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他们自己按年龄大小排下来，杨荣华、李新生、杨柏华、李新星、杨秋华，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杨京华、李京生，都象同胞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称呼，我们到前线以后，他们同在太原的后方幼儿园，年长几岁的杨荣华、李新生，严然是个大姐姐、大哥哥，爱着、护着弟妹们。他们往前方给我们写信，都统称“爸爸妈妈们”；要是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因开会或公务回国，到幼儿园去看望他们，他们都会一齐欢快蹦跳着围拢过来，亲热地喊“爸爸”或“妈妈”，让你应接不暇。直至今日，两家孩子虽都当了爸爸、妈妈了，但这种亲热的称谓依然不变，两家关系仍十分密切。

　　事有凑巧，杨得志司令员刚走四个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调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工作，我又奉调志愿军总部任政治部主任，再次与得志同志一起工作。

　　一九五三年春，敌我双方经过两年多的激战，在三八线一带形成了对峙。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敌人消耗越来越大，内部矛盾越来越深，处境日趋被动；而我军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增强，斗志越来越高昂，处境日趋主动。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和第九兵团王建安司令员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反击作战的建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发给志愿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灭敌人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九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

　　接军委电示后，邓华代司令员即由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赶回志愿军总部，开始进行夏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四月三十日，志愿军党委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邓华作了夏季反击作战计划的报告，我作了反击作战政治工作及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当时国内正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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