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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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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第一营距离纵队指挥部有四十公里,我也不顾连日战斗的疲劳,亲自策马赶到一营驻地召开庆功授奖大会,把“钢铁第一营”的锦旗授予营长朱彪(教导员曹良已送后方医院)。接着,逐个慰问尚未转送后方的伤员,表彰他们为人民英勇战斗的精神。当我发现朱彪腿部的伤势比较严重,立即派人组织担架把朱彪转送到旅卫生部动手术。临走时,我还再三交代护送的医务人员说:“请转告旅卫生部负责同志,朱彪作战勇敢,是个战斗英雄,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的大腿保住,非万不得已不能截肢。” 我们纵队领导的关怀,使朱彪深受感动。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朱彪的腿保全了。一个多月后,朱彪的伤口还未全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在朱彪带动下,三纵队三百多名伤病员也按时或提早返回部队,投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新的战斗。 这次刘家沟战斗,经过两天激战,我三纵虽然攻占了樊家台,第四纵队攻占了张家沟等地。但由于没有将敌割断、包围,并且协同也不够好,此攻彼停,使敌得以任意机动兵力,抵抗我之进攻,故未能各个歼灭敌人。敌第五十三军向第九十四军靠拢时,北面未能以积极行动牵制敌人,致使敌第五十三军于十八日进到了行宫、从溪地区,与敌第九十四军连接起来。这样就增加了我各个歼敌的困难。据此,上级为谋求新的战机,十八日晚令我纵及兄弟部队撤出战斗,进至满城以北白堡地区补充、休整,并进行战斗训练。十九日,敌人见无隙可乘,亦东撤涞水、定兴一线。 §战时的政治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奉命调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任政治委员。当我到军区报到时,才知道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也与我同时调第二纵队任司令员。军区首长交代任务后,派一部吉普车送我们二人去上任。当时我们心里都明白,此去担子不轻,所以一路上谈的全是怎样把这支部队带好,多杀敌人,多打胜仗,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在此之前,我虽然没有与杨得志在一起共事,但久闻大名,知道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带兵有方,长征中,他率红一师第一团担任前卫和先遣任务,曾组织突击队(后被誉为“渡河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我们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名扬全军。 在车上,他又说了许多整顿部队组织纪律,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很好的意见,更使我感到他确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名不虚传,更增添我搞好工作的信心。到二纵队之后,我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分析部队的情况,随后他抓行政管理和军事训练,我抓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分工协作,互相支持,很快有了成效。在不久后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纵队就以极小的伤亡俘敌二千多人,缴获不少武器,士气大振。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我们率部参加正太战役,攻克定县,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的胜利。这次战役,我们与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两个师及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共三万五千余人,控制了正大路三百六十余里,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从此石家庄成了孤城,打通了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使我军的力量更加强大。接着,我纵队活跃于平汉路上,开展运动战,又打了多次胜仗,特别是“三打徐水”,打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团,打三次,共歼敌三个团,使我更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打运动战的战略思想。 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国解放战争已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机动作战,正式组成晋察冀野战军的领率机关,调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共九个旅。杨得志调离我第二纵队后,陈正湘继任纵队司令员。 部队整编后,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牵制平津地区之敌,六月十二日,率我第二纵队及兄弟纵队向津浦路北段出击,发起青沧战役,至十五日即解放了青县、沧县,歼敌九千五百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五十里。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晋察冀野战军又乘敌第五十三军及第四十三师增援东北,第十六军东调,平汉路北段空虚之际,发起了保北战役,率我二纵及兄弟纵队向保定以北之平汉路出击,歼敌第十六、第九十四军各一部,共八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旬,蒋介石从华北地区抽调四个师增援东北。华北敌军为防我军乘虚攻击,遂集中主力加强铁路沿线防守。十月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率我二纵及兄弟纵队,乘敌兵力空虚之际,发动了清风店战役,在运动中歼敌一万七千余人。接着,又乘石家庄守敌第三军主力在增援清风店时被我歼灭,敌人军心动摇、守备薄弱的时机,于十一月十二日攻占石家庄市,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石家庄的解放,开创了我军攻占敌军大城市的先例。使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使我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广阔,华北局势为之一新。我们二纵队经过这一年的战斗锻炼,也迅速成长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冬,根据中央和军区、野战军的指示,我纵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根据我纵队的实际情况,当时的指战员大多来自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许多年轻战士亲身受地主、恶霸的阶级压迫剥削之苦较少;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军的战果不断扩大,部队中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日渐增多,而这些“解放战士”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受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军官的压迫深重,苦大仇深,为激发其阶级仇恨,我们在诉苦教育中,以“解放战士”为重点,引苦忆苦,召开大、小会议诉苦,使全体指战员都受到阶级教育,认识到旧社会的罪恶和两个社会(解放区与蒋管区)、两种军队(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从而下定决心,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再受二遍苦,不遭二茬罪。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三查三整”,进一步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清查出个别混入我军的不纯分子,纯洁了队伍,加强了组织纪律教育,整顿了思想和作风,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使部队上下团结一致,面貌焕然一新。 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和发扬“三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它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解放战士”改造为我军战士的过程,并积累了改造“解放战士”的经验,对于我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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