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4)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4)

　　周恩来同志亲笔给这些仿惶的年轻人回了信，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精神，并向他们建议：毕业之后，继续升学也好，到前线去也好，只要坚持抗日，到处都可以发挥青年的作用。他们收到周恩来同志热情关怀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鲁子敬、丁志刚、陈健等同学，通过地下党的联系，介绍到延安，进入抗大。

　　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电报局的助理会计员石于、周荣国两名知识青年，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报国。朱总司令亲笔给他们回信说：“只要你们有决心，能背着行李到八路军总部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收到回信后，十分高兴，马上准备行装出发。但因当时临汾失守，交通受阻，石于和周荣国便从成都经汉口到西安，然后背着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学习。

　　当时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要寻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几经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门。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滩溪县十八岁的知识青年戴著生想投笔从戎，独自跑到国民党一支“游击队”中去当宣传员。开始时，他干得挺带劲，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过几天他发现这支所谓国民党“游击队”，不仅不打日本鬼子，还欺压群众。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久，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他就跑到新兴集找到游击队，参加了工作。一九四〇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涡阳县北麻冢集成立，组织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学习，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游击队干部。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国演剧队”。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活跃在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工作很难开展，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有的是整个演剧队的队员一起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也有单独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上海青年学生方明便积极参加难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学会救亡演剧队”的活动。上海沦陷前夕，她编入郭沫若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十一队，进行抗日宣传。后来，他带着才十一二岁的小妹妹方征辗转到了武汉，因处境艰难，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随着光未然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鲁迅小学”读书，自己进抗大第四期学习。

　　当时，到抗大学习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据我所知，他们中间有电影、话剧演员吕班（参加演出过电影《十字街头》）、田方、孙维世，电影摄影师徐肖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还有芢荪、裴东篱、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以及林寒流（留日学生）、凌霞和严熹、范杏仙两对夫妻等许多文化人。他们的到来，使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张际春主任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描述当时革命青年热切响往抗大、积极投奔延安的情景。他写道：“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住抗大。他们的呼声是：‘国难严重，不可终日，救国无术，均欲来抗大以为快’（湘来信）；‘我一定要来抗大学习’（奥来信）；‘不到抗大誓不休’（川来信）；‘无日不思想来抗大’（闽赣间来信）。”事实确是如此。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一九三七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携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辗转千余里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这些母女同学、姊弟同学的感人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

　　他们激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之前，被蒋介石驱使向红军进攻时，耳闻目睹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倾心；“西安事变”后，又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先后囚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千方百计瓦解、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种种罪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延安。

　　东北军中有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李延禄，原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中将师长张蔚九（原吉林督军张作相之子），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东北军学兵队学员陈剑飞（陈峰）、杨恬、韩复东等许多同志；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元杰、儿媳罗兰，一位军长的儿子李伟；此外，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学习或工作。

　　鉴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培养东北干部的建议，于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后举办了三期东北干部训练队，培养了二百多名东北干部。这批干部为收复东北和最后解放东北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冲破重重关卡投奔延安，他们报国之心和胆略令人叹服。“七七事变”后，青年学生周湘帆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从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在军士队受训。开学不久，日寇向上海进犯，直逼南京，没等南京听到炮声，宪兵学校便闻风而逃，一口气从南京逃到长沙，还准备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刚从四川出来抗日，未放一枪就逃回老家，怎么有脸见乡亲父老？正在愤懑徘徊之际，忽然在长沙街头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简章”，好象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便约好同学李哲，弄了一张空白介绍信，两人穿着宪兵的黄呢子军装，大摇大摆地闯关过卡，经武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这样奔向了光明。

　　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于广东省立广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当中尉体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军官学校完全瘫痪。事实教育了黄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军。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国民党军官制服，内衬印有“精诚团结”字样的军校汗背心，藤箱里装着印有蒋介石签章的军校教官“委任状”，以这些“护身符”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进抗大第六大队学习。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车上，即兴写了一首抒志诗：“青年立志出乡关，革命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此表达了自己革命义无反顾的誓愿。

　　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比较多的一个队，有六名国民党县长，其中国民党延安县长马豫章是个地下党员，其余五个确是国民党的真县长，还有一名国民党团长。他们自愿放弃优裕的官场生活，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表现都不错，毕业后，有的回原地做统战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据地，那位姓张的团长，后来在抗日前线英勇地牺牲了。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抗大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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