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五章艰难的历程(6)

第五章艰难的历程(6)

　　各部队的战士宣传队是行军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宣传鼓动队伍。他们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年轻“红小鬼”，聪明伶俐，能说会唱。宣传队往往在行军途中打前站，选择一块高坡设立鼓动棚，当行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唱歌，呼口号，说快板，表扬好人好事，给大家鼓动加油。在爬夹金山时，宣传队就大声宣传过雪山到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义，有的对行军队伍喊：“同志们，加油！山下就是懋功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赶快翻过雪山和四方面军会师！”有的则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过草地时，鼓动棚就鼓励大家说：“党中央首长已经在巴西等着我们了，我们咬紧牙，坚决走出草地！”大家听着，心底里一热，好象脚步也加快了。

　　说起宣传队，我们教导营宣传队还有一件宝——留声机，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打下沙县时缴获的胜利品。宣传队把它当宝贝一直带在身边，在长征途中再苦再累，即使把自己心爱的乐器、衣物丢掉，也舍不得丢掉这台留声机。有时我看他们挑着、背着很吃力，让黑骡子帮他们驮上，他们还怕留声机给颠簸坏了。这台留声机缴获时还有八九成新，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喇叭，式样好看，音量也大。宣传队经常把它放在鼓动棚里，让留声机哇啦哇啦唱着，他们在一旁作宣传鼓动，这样，留声机象在给他们伴奏似地，使鼓动棚的气氛更显得热闹。

　　这台留声机只有十几张旧唱片，除了《渔光曲》等二三张歌曲和民乐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段，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谭富英的《空城计》、《定军山》，程砚秋的《苏三起解》、《青霜剑》，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等。

　　这些旧唱片与长征的艰苦环境虽然极不协调，有的片子因为反复地唱太破旧了，甚至有的还有裂痕，唱起曲子来产生不少吱吱嘎嘎或咔嚓咔嚓的杂音，但说来奇怪，战士们非常喜欢听这个“戏盒子”，一听到远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好象前头就到了戏园子似地，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到鼓动棚跟前总要仁脚休息片刻，听一会儿宣传，也听一会儿戏，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或哼起《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有的还边唱边学着“青衣”或“老生”摇摇摆摆、拂袖踱步的姿态，象上台演戏似地，逗得周围的同志开心地大笑。这样的听戏、唱戏，虽难说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但它是一种难得的娱乐，哈哈一笑，扫除了大家沉闷的心情和疲劳的情绪，使部队活跃起来，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应该说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方法吧。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改编，改称为陕甘支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我调任第三纵队保卫分局第二科科长，负责肃奸反特工作。十月十九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到达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此时，紧紧尾随而来的敌骑兵四个团的二千人也逼近了吴起镇，从西北面向我陕甘支队发动进攻。我军为了把追敌歼灭或击溃在根据地之外，遂以第三纵队在吴起镇正面实施阻击，第一、二纵队在两侧向敌人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一百多匹，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后一仗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为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撤销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原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并为第一军团，下辖两个师：原红一军团部队编为第一师，原红三军团部队编为第四师。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下辖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此时，我调红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随部参加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全歼了敌军第一〇九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给我们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我们红一方面军也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事前，军事博物馆秦兴汉馆长约我写一幅书法作品。我有感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壮举，挥毫写下了《江城子·忆长征》词一首：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浩气比天，千军势如潮。为雪国耻洒热血，真理在，艰难消。
　　梦断推窗听鼓角，冷月皎，流萤高。身居京华，常盼归鸿早。抽出心丝填旧句，写往事，万年骄。

　　§抗日先锋军东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又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企图吞并华北五省；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坚持其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一二九”运动，喊出的“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在这个新形势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确定红军的发展方向应当向东，“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指出了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打通抗日路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并以此推动“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决定以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奔赴抗日第一线。

　　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由第一军团组成右路军，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和第八十一师；由第十五军团组成左路军，下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由第三十军组成中路军，下辖第三十军、第十五军团第二二四团和第八十一师一个营。二月初，我调任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同团长罗开桂一起率部参加右路军的东征行列。

　　二月十九日前后，抗日先锋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后集结于陕西省吴堡以南的沟口一带，准备东渡黄河。此时，山西军阀、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已将其兵力二十五个旅作了二线部署，以其第七十一师的三个旅在黄河东岸沿黑峪口至禹门口三百多公里的正面构筑工事作一线防御；其余各旅分布于临汾、长治、晋城、太原和浑源、大同等地区作为二线机动；同时，还以其占据在黄河西岸的吴堡、义合和神木、府谷等地区的第一〇一师四个旅牵制我军兵力，以阻止我军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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