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四章胜利与挫折(4)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4)

　　这时，我带红七团两个后卫连，张平凯带红五团一个后卫连在本团队伍的后尾掩护，由于我们紧密配合，互相支援，沉着应战，确保了阻击部队摆脱强敌撤出了战斗。在这次掩护军团转移的阻击战中，我们两个团特别是后卫连队的伤亡都很大，张平凯带的后卫连为了掩护我们团撤离，全连只剩下十三名同志没有负伤；我带领的两个后卫连队，也只剩下五十多人。

　　从赣州南门和南雄三溪圩两次阻击战来看，我们红六团和红五团两支兄弟部队并肩战斗、互相支援的精神，真正体现了我们红军指战员胸怀全局、团结协作的风格，这是我军屡屡遇险化夷、力挫强敌的保证，也是国民党军队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赣州战役不顾敌人城池坚固，兵力雄厚，坚持攻坚三十三天，遭到重大伤亡后再被动撤围，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种拼消耗的攻坚战是得不偿失的。

　　§乐安事变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我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因为我平时对师政委彭雪枫博学多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英勇善战而且待人诚恳、作风正派等优秀品质都十分敬佩，能到师部协助他开展政治工作，感到特别荣幸。但对师长郭炳生骄横自大、鲁莽粗野，有较严重的；日军队习气和军阀作风、与人很难相处也感到不安。

　　一九三二年四至八月，红三军团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和苏区中央局三月中旬召开的赣县江口圩会议精神，辗转征战于湘粤赣边的上犹、崇义、桂东、汝城、文英、南雄、水口和乐安、宜黄等地，虽然全军指战员奋力作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有较多的俘获，但大多是在强敌的隙缝中往返突击，往往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攻占一座县城，攻占后也难以立足。

　　事实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越深入地控制红军，就越削弱红军的战斗力；加之七、八月问正是南方炎热的盛夏，干部、战士的体力消耗大，疟疾、痢疾等疾病流行，非战斗减员剧增，部队中逐渐滋长一些厌战情绪；个别斗志薄弱的人面对这严峻的斗争环境，逐渐丧失胜利信心，产生悲观情绪，甚至动摇变节，师长郭炳生叛变投敌的乐安事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事例。

　　八月二十一日，我红二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宜黄县城之后，三十一日敌军反扑即被迫撤出，转移到宜黄与乐安之间的山区休整。师部驻在官仓前村。九月的一天，师长郭烦生从军团部开会回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师政委彭雪枫说：“从赣州失败之后，这几个月又连遭败绩，听说蒋介石还要组织第四次大‘围剿’，眼看大军压境，敌强我弱，摧毁苏区，压垮我们不成问题。唉，看来革命是完了。”说罢，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彭雪枫听到郭炳生这一连串泄气话和看他那灰心丧气的情绪，心里很不高兴，马上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什么，革命完了？胡说八道！革命象燎原烈火，风吹不熄，雨浇不灭，要烧掉地主豪绅，烧掉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烧掉整个旧世界，革命永远完不了！”

　　郭炳生不服气，脸一沉说：“雪枫同志，革命不是靠呼口号取胜，不能光讲大道理，要看到我们面前的环境确实是十分困难的。”

　　彭雪枫看郭炳生没有转过弯来，也感到自己刚才讲话太生硬，便耐心地摆事实说：“炳生同志，我们面前的确有不少困难，但比起平江起义，比起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我们的力量不是强大得多了吗？这几个月来我们几次攻城虽然伤亡大一些，但还是攻下几座县城，打了胜仗的嘛，怎么能说我们连遭败绩，克服不了目前的困难呢？”

　　郭炳生争辩着说：“要知道，蒋介石的第四次大‘围剿，比前几次的兵力更多，更厉害，带来的后果会更严重。我看，我们打败敌人的把握不大，还不如按过去的老办法，把队伍拉回湖南老家去打游击好。”

　　彭雪枫知道郭炳生的牛脾气，他想不通的问题一时很难扭得过来，想等待个时机再好好同他谈一谈，慢慢启发诱导他认清形势。于是，便对郭炳生说：“我们都是师的指挥员，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但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不能松懈斗志，一定要挺得住。”

　　这句话象触动了郭炳生的神经，他冒了火说：“哪个松懈了斗志，我？笑话！我郭某人是从整个战局考虑问题的。我当兵打仗从来没有怕过死，怕死就不会来当兵！”

　　彭雪枫看到郭炳生很不冷静，不愿再同他争论下去，便把话题岔开，研究怎样进行战斗总结的问题。

　　第二天，彭雪枫找我研究工作时，把他与郭炳生争论的事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

　　彭雪枫和我都了解郭炳生的情况：

　　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一九一六年彭德怀到湘军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参加过辛亥革命，很有正义感，彭德怀对他十分敬重。以后郭得云当了排长，因不满国民党军阀的腐败弃职回家当皮匠。一九二一年彭德怀当连长时，因为民除害杀了南县恶霸地主欧盛钦，被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缉抓捕，幸被押解的士兵途中偷偷放跑，逃到郭得云家，得到郭得云的掩护，并一起秘密草拟“救贫会”章程。可惜不久郭得云便得伤寒病去世，临终遗言，将郭炳生托付彭德怀照管，当时郭炳生才十一、二岁。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当营长时，郭炳生来投奔彭德怀。他便把郭炳生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由于彭德怀与郭炳生的父亲有这样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对郭炳生也特别关心，经常对他进行教育，带他参加士兵会的活动，接受革命思想。

　　一九二八年七月，郭炳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在刚参加红军的一段时间里，郭炳生表现不错，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打了一些好仗，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同志很喜欢他，吸收他入了党，提升他当连长、团长、师长。

　　但随着部队的胜利发展和职务的提升，郭炳生逐渐居功骄傲，在旧军队里沾染的坏习气也逐渐显露出来，爱吹牛，出风头，缴获财物有时还偷偷捞点“外快”去吃吃喝喝，拉拢少数落后的干部、战士替他吹捧。有时又爱发脾气，无端训斥下级和战士。他厌烦政治工作，自己不听政治课还骂政工干部是“耍嘴皮子”、“走江湖的”；埋怨政治教育影响他练兵、操课。因此，他常与彭政委产生矛盾，有时甚至顶撞起来，搞得关系很紧张。

　　围攻赣州城时，开始郭炳生带领部队负责在南门外挖地道搞爆破，但因地势低、水位高，屡挖屡垮，未能挖成，便大发脾气，指桑骂槐，说是彭雪枫抓了部队政治工作造成的。当敌人增援部队赶到赣州对我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我军奉命撤围时，彭雪枫同我们后卫部队一起奋力苦战，掩护兄弟部队转移，而往日标榜作战勇敢的师长郭炳生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从赣州战役之后，郭炳生就沉默寡言，心事重重。

　　在我的印象中，郭炳生出身工农，性格豪爽，作战勇敢，只是文化程度低，又不爱学习，容易固执己见。在峡江会议上，他对东渡赣江有意见，发了一通牢骚，受到彭老总的批评，此后，遇到不顺利时，就埋怨是东渡赣江脱离老家根据地才造成的被动局面。我在七团工作时，常到师部开会，对郭炳生的言行时有所闻，到师部工作后，我也知道他与彭雪枫政委的矛盾较深。因为我与他是老乡，又比他年长几岁，有时我也劝说他并在党的会议上对他进行帮助，希望他能搞好军政干部的团结。这次听彭政委介绍他与郭炳生的争论时，我仍凭印象判断，认为郭炳生还是对东渡赣江问题不满意，转不过弯来，乡土观念重，遇到挫折就不冷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还是要多帮助教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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