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9)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9)

　　在此期间，红三军团还将没收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许多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工人、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俘虏兵经教育后也有一部分参加红军，共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声威大振。七月下旬，我在医院听到一个个胜利捷报，真是欢欣鼓舞，伤才初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者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从中央到各省、边区都将党委和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所以，我要求归队时因部队还在长沙，组织上就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去暂任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西路行委组织的攻打吉安的行动。

　　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〇年八月下旬，先后对吉安城发动过八次进攻，每次进攻都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几万人至十余万人参加。但吉安位于赣江、潇水之滨，三面绕水，有赣江、潇水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赣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城墙既高又坚，守敌兵力充足，总是愈攻不下。

　　一九三〇年一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越过武夷山从福建进入江西境内，二月到达广昌，也曾决定要攻打吉安，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仅留下《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句。这次动员攻打吉安，可能是第七次或第八次的行动。我七月底到永新县城的西路行委报到后，行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所谓干部大队大多是刚出医院尚未归队的伤病员组成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此时大部分已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们要我国在行动指挥部兼任秘书长，负责了解各县动员情况和起草文书、电报等工作。

　　这次攻打吉安的行动，红军主力部队很少，只有红五军第三纵队三四百人作为骨干，其余的都是农民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人。发动总攻这一天清早，十几万农民赤卫队从永新、莲花、安福、泰和等各县革命根据地，打着大大小小无数红旗，个个扛着梭镖、大刀、鸟枪或担架，浩浩荡荡向吉安城进攻，但都被阻于潇水和赣江岸边。敌人在对岸固守，用火力封锁着江面，使十万大军无法渡江。三纵队虽然也在岸边向对岸敌人打了一阵，但火力毕竟太弱，根本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军过江。十几万赤卫队员只能在岸边呼口号，摇旗呐喊示威，毫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挥部一起返回了永新。

　　这次也可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行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如同儿戏。因为没有坚强的红军主力作为骨干，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光靠摇旗呐喊是不能取胜的。这次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众革命热情的可贵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线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幼稚可笑。

　　我回到永新县城后，听说红三军团已经回师浏阳，归心似箭，便与伤愈出院的红五军第三纵队司令彭遨相邀，向西路行委说明我们要回湖南找部队，顺路请个假探家。经行委同意后，我们一起离开永新返回湖南。我们到了浏阳县城后得知部队在永和市，两人便暂时分手，彭遨回平江探亲后转永和市，我也先回家看一看再去找部队。我途经双坑村时先去看望生父、生母和两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

　　老乡们知道我回家乡，都来看我，把一间小厅挤得满满的；我养父闻讯，也赶到双坑来接我，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年多不见面，老人家显得苍老许多。他见了我的面，拉住我的手直掉泪。我吃了午饭，就同养父一起回西坑家，路上碰到高坪区的干部，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边走边谈全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翻身做主人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我刚从游击队调到红五军工作时，因部队还在家乡一带活动，偶尔也回过几趟家，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调随营学校工作后，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多没有回过家，现在看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特别感到亲切，几天来旅途跋涉的辛劳早已忘掉了，真似脚底生风，很快就到了西坑村口。

　　这时，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和大门口已站满了乡亲，他们知道我已到了双坑，都到我家门前等我，表示欢迎。我年迈的母亲一手牵着我五岁多的大儿子清启，一手牵着我三岁多的二儿子兴启站在门前；妻子刘氏怀抱着我远离家门后不久才出生的小女儿站在母亲的身旁，她们都为我突然归来感到欣喜也感到心酸，在门前已经仁立凝望许久，激动的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年多不见，两个儿子都长高了，好象已不认识我，瞪大了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惊奇地瞧着我，我一把抱过二儿子兴启，亲着他的小脸蛋，一种未能尽到父亲和丈夫、儿子责任的负疚心情，促使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这时，周围的乡亲都围拢过来问好，我忙转过身来招呼大家进屋坐坐，感谢乡亲们对我家的关怀照顾。

　　不久，乡亲们陆续散去，我和父母亲、叔叔以及妻子、儿女才坐下来团聚叙谈。由于“马日事变”后我家被敌人抄了三次，父亲、叔叔坐了牢，本来就穷的家更穷困了。这一年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然很苦。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我自己用的一把雨伞留了下来，我全身仅有这一点“财产”，全都给家里了，算是尽了一点心意吧。

　　我在家住了三天，到高坪一次看望了亲戚朋友，便匆匆赶到永和市找部队，没想到，这一次离家，竞是我与全家人的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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