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7)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7)

　　连克四城，在全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军委的前委把红五军作为一支能攻城、善攻坚的部队，有攻坚任务大多交予红五军。记得一九三二年初攻打赣州前后，有一次前委决定打江西宁都的赖村一个土围子，这个土围子虽然不大，但龟缩在土围子里的上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十分顽固，土围子四周又都是水稻田，很不好接近，兄弟部队打了三次都没有打下，伤亡很大。后来调我们红七团去打，军团首长又调一门山炮支援我们，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使用山炮，结果山炮轰了两炮，打开个缺口，我们团一鼓作气就冲了进去，拿下这个土围子。当然，这是后话；不过从连克四城开始，我们红五军逐渐积累了攻坚经验，有了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一般小城镇的攻坚战就打得比较顺利了。

　　红五军攻占袁州城后，在城内休整十大，庆祝胜利，总结经验，准备再战。这时候的宣传工作特别活跃，各大队都挑选了两三名学生出身、会写字的宣传员，到大街小巷去写大标语，这样，三个纵队就出动了二三十名宣传员，写遍城区的各条街巷。他们没有钱买纸，都买石灰或到老百姓家刮一两桶锅灰调上水，用棕刷或扫帚在墙上、柱子上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和红军宗旨、纪律等大标语，有的宣传员还去挖些红土或到中药铺买一点“土红”（即加工过的红土）作颜料，画上几幅“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漫画。军部也利用袁州城有石印局（即印刷厂）的条件，印刷了一批布告和宣传品，让宣传员带出去张贴。这些布告、标语使袁州城面目一新，增添了几分喜气。

　　有一天上午，我到军部汇报工作，走到街上看到满街的标语心里挺高兴，想起这些宣传员大多是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士兵委员会在开展宣传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汇报工作后，就顺便到军的士兵委员会找当士兵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湖南老乡张平凯聊一聊。老乡见面，分外亲热。攀谈中，很自然地谈到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来。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还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性组织，其中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党员，所以，党组织的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的活动，大多通过士兵委员会出面组织实施，因而上兵委员会在群众中就有较高的威信。

　　我到特务大队后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视，抓的比较紧，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也有些体会。我说：“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党支部有了好的助手，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士兵有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感到自己是连队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民主空气很浓。特别是经济公开，每个月还可以分一点伙食尾子，利益与人人有关，这样，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积极性都能充分调动起来，平时完成任务好，打仗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多杀敌人多缴枪，又有奖赏又光荣。尤其是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对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感触更大，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白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张平凯问我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决定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我想，士兵委员会应在党代表、政治委员，也就是党组织的领导下，帮助连队首长管理和教育好士兵，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三大民主，活跃连队生活，不要过多地干预行政领导的工作。”张平凯同意我的看法，两人谈得很投机。

　　部队在袁州休整后，继续挥师北进。

　　§血洒路口镇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日，我红五军第一、三、四纵队离开袁州，准备迂回湘赣边界再北上进攻江西的万载、铜鼓，不料行军途经莲花县路口镇附近的一条山路上时，突然与增援袁州的国民党朱耀华旅一部遭遇。军部令我特务大队迅速阻击敌人，等待后续部队赶到进行反击。我和大队长谢嵩立即分头带领部队抢先占领山路两旁的高地，进行阻击。

　　敌人凭借兵力上的优势，疯狂向我特务大队的阵地冲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迂回到我军侧后，以便前后夹击，消灭我军于行军途中，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在不断增加。

　　我亲自在第一线上指挥作战，一面用我的马枪向敌人射击，一面指挥机枪排坚守阵地。机枪排长叶长庚打得十分顽强，他带领机枪排的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打退了敌

　　人的几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突然，我感到象被人当胸击了一拳，忙用左手捂住胸口，低头一看，血从右胸部上衣口袋上一个破洞里涌出来，顺着手指缝滴洒在草地上，顿时脑袋嗡的一声，眼前景物一片模糊，我知道胸部已经挂彩。可是，大敌当前，身旁还有五名重伤员，责任感和理智使我镇定下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也不声张，照常指挥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着重伤员。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忽听背后传来喊“杀”声和枪声，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后续部队已经赶到，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疼痛，头脑晕眩，没有力气站立起来，但还隐约听得到枪声逐渐远去……“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续部队一阵勇猛反击，敌人支撑不住，丢下辎重便仓皇溃逃，我军尾随追击了几里地，缴获很多。

　　战斗结束后，后续部队才发现奄奄一息的我和我身旁的五名重伤员，马上紧急抢救。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军医很少，又没有药，护士只能用棉花、纱布沾上碘酒塞进伤口消毒，然后用绷带把伤口包扎一下，就派民工用担架把我抬送后方医院。这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止血，加上担架的颠簸，肺部枪伤的血水有的顺着创口往外渗，渗透了纱布绷带；有的血随着呼吸进入支气管，淤结成一小块一小块血块，从气管里呛咳出来，伤势越来越重。据医生后来告诉我，担架的颠簸虽然使我不能尽快完全止血，而且不断咳出淤血来，但在当时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胸腔手术的情况下，把淤积在肺部的血块通过气管呛咳出肺部，避免了胸腔淤血过多，造成“气胸”，便于到医院后抢救治疗，反而挽救了我的生命，这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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